汉景耀六年至七年（248-249年），十一、十二月间，汉、吴之间关于刘珏是谁的争执越发的激烈。
东吴这边，即便刘珏从龙虎山回转，在夏口召集众使，声明自己姓刘不姓孙后，孙权依旧不肯干休，在他看来，刘珏的话不作数，因为他被刘封给挟持了，要是到了建业，刘珏一定会改口，认他这个父亲。
对于孙权的一厢情愿，刘封也是无语了。
这一场看似只是“争子”的声潮，背后隐藏着孙权想要洗涮自己名誉的目的，一旦确认刘珏是孙珏，那孙权接下来，肯定会变本加厉，指责刘封诱拐他的儿子，欺骗他的夫人，抢夺他的女儿。
这一系列无休止的指责，让孙权站在受害者的位置上，可以毫无顾忌的诉说刘封的种种不端行为。
孙权是吴国大帝。
刘封是汉国秦王。
他们两个的是是非非，不仅仅关系到个人，还关系到蜀汉与东吴之间的人心所向。
这些年来，在两国关系中，谁是受害者，谁是施害者，其实已经一目了然，屡屡背刺的孙权要想使阴招翻盘，刘封当然也不惯着。
打嘴仗，耍嘴皮子，不是刘封的风格，他要么不打，要打就来狠的。
十二月二十日，荆、交两州的大汉驻军在经过一系列准备后，向刘封禀报他们已经枕弋待旦，只等他一声令下。
听到这个大好消息，刘封召集众将于夏口再次军议，在此次会上，刘封以孙权无端诬构刘珏为由，令刘珏为伐吴名义统帅，以丁奉为左路军主将、陆抗为右路军主将，举汉军六万，号称十万，从夏口、豫章两个方向水陆并进，向武昌发动进攻。
武昌是吴国的西部重镇，孙权再怎么湖涂，也不可能心甘情愿的让出武昌。既然这样，刘封也就不客气再给孙权一个深刻教训。
其中：丁奉领汉军五万主力，沿江直下，汉军船队从文赤壁一线东下，先期攻克长江北岸的军事重镇皖城，后与雷脩部会合，横扫庐江郡南部。
在豫章方向，张嶷留守庐陵，继续牵制在会稽郡驻扎的吕岱，陆抗尽起一万汉军新军沿赣水而下，从鄱阳方向包抄武昌的后路。
十二月二十四日。
天寒地冻，草木枯黄，长江虽然没有结冰的可能，但水位已经降到了低点，与此同时，靠近江边的河岸，也因为冰冻而变得结实起来。
这样的寒冷天气，对生活在南方的吴军将士来说，身体实在难以适应，守卫城垣的士卒更是缩着脖子，躲在城垛的后面瑟瑟发抖。
天时，终于站在了汉军将士这一边。
武昌城下，丁奉已经率军登岸，并在城池的西面幕阜山一侧建起了前军营地。
城中吴军大都督全琮和丁奉也算是旧相识，当年在淮南并肩作战一阵，但现在各为其主，两人也是分外眼红。
武昌城坚，易守难攻，非三倍甚至五倍、十倍守城兵士，不能强攻夺城，全琮麾下，有吴军五万众，从人数上来看，并不惧怕丁奉来攻。
从将领配备来看，全琮麾下，也有跛脚勐将留赞、偏将军张悌、沉莹、马茂等一干吴军将领辅左，并非无人可用。
得知老对手杀到，全琮立即下令杀将出城，希望来一个半渡而击，将丁奉斩落于江中。
然而，全琮这边刚刚和丁奉交上手，跛脚勐将留赞对上甘宁之子甘瑰，两人打了一个旗鼓相当，全琮正待派人继续增兵之时，却不想忽听到背后有急报传来。
在鄱阳郡城，太守孙绰瞧不上初出茅芦的陆抗，结果双方一场遭遇战，陆抗以一部汉军拖住留赞，别遣精锐背袭鄱阳县城，一举将孙绰军的补给粮仓抢了个精光。
孙绰要是谨慎一些，死守城池不出即可，但偏偏孙绰这人是孙静的孙子，为人甚是高傲，对吴郡陆氏、张氏等人看不顺眼，总想着显摆一次。
鄱阳失守，孙绰在损失了二千余孙氏部曲之后，从鄱阳水道狼狈逃回柴桑。
听到后方告急的消息，全琮大吃一惊，丁奉的水军厉害，他知道，但陆抗的这支新军也同样厉害，却是全琮不曾想到的。
从常理推断，陆抗的父亲陆逊，曾是吴国大都督，子承父业，陆抗也应当能力很强。但问题是，陆抗这次领的汉军新军，是从豫章等地就近招募的山越兵，以全琮的推断，这支新军的战斗力应该不强。
惯性认识上的偏差，让武昌守军陷入到腹背受敌的困境中。
两路汉军气势逼人，沿途之上，势如破竹，本来就在汉、吴之间动摇不定的地方县邑，在看到汉军的旗帜后，连象征性的抵抗都没有，就直接举旗投降了。
武昌门户大开。
沿江的陆路防御一下被冲破，只剩下中间一条水道可以运输补给，这种情况短时间内，尚无法对武昌城中的吴军产生多大影响，但时间一长，必定会让守城吴军士气低落，斗志渐失。
丁奉在察觉到吴军日渐低落的士气后，一面遣了甘瑰等将出兵江上，截断吴军的水路补给，一面加大力度，令辅兵填壕覆土，筑土城于高处，与城中吴军对峙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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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打武昌之战，一时半会分不出胜负。
五万吴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