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的秘书监筹建以来，随着几位老人的离开，马端临和陈识时成为了主力，他们虽说工作十分努力，做事也认真，但是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在有的问题上无法提出有益的建议，因而他一直缺一个熟悉民事的主事。
而张颂是从最基层的管民参军、县丞、县令、州推官、通判，乃至知州，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一步步干起来的，基层工作经验丰富。若非在濠州任上出事，三年任期满后，就能入京，或是担任府级主官。因此赵昺想让他主管民事事务，当然这也需要进一步考验，现在只能担任一个打杂的胥吏。
张颂告辞，赵昺当然不忘让其献上那本救荒奇书，他仔细通读后，心中不禁感概。此书中不仅涉及如何救荒活民的措施及各级官员的在其中的职责，还对灾荒的危害进行深层次的论述，应该说是一本有见解、有深度、有可操作性的著作。
在书中的首篇董煟就将救灾度荒上升到了关乎国家存亡兴衰的大事。其认为水旱霜蝗等天灾历代皆有，难以避免。倘若救荒无策则百姓有流离失所、饿殍遍地之患。遇大灾理当倾举国之力赈恤，假如不蠲租反而征课更甚，则人心思乱，会有不可预测的祸患。
他把隋唐时的农民起义原因归结为遇灾赈救不力而督赋益急。董煟指出，自古变乱之起未尝不始于饥荒，如果执政者不惜财力，致力于赈救灾民，则可安定社会。由此，他推论社会的动乱危机虽起于饥荒，但关键看当政者有无忧民之心。
以赵昺的理解，其言已经涉及到了事情的本质——天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应对天灾的准备。董煟实际上也说明了“天灾”与“人祸”的关系，提出“人事”在天灾降临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从灾荒导致农民起义这一表象，揭示出统治者“无忧民之念”，不恤民瘼，对百姓盘剥务尽，才是导致人心思乱的真正根源。
其次，董煟主张“厚下”恤民，施行“仁政”减灾，强调“厚民”思想，也就是我们今天倡导的“民本”思想。他认为，古人救荒之策凡是对百姓有利的，都应该继承采用。古代救荒大抵以宽政薄赋为先，在民困财竭之际，实行荒政应该是厚下恤民。
强调统治者应注重平时施行“仁政”，若平时横征暴敛，百姓不能休养生息，则一遇大灾，虽移民移粟，按孟子的话说就是“不知本”。主张藏富于民，批评从汉代起将私藏归于少府，专供皇家享用，使财富成为官府专用，而民间一旦告灾执政者却不知抚恤，天下百姓贫穷而唯独皇帝富有。
另外，董煟要求明确从上至下各级官吏必须履行的救荒职责。强调人主当行、宰相当行、监司当行、太守当行、县令当行，各有职守。
人主当行，即最高统治者不仅有散积藏以恤百姓等赈灾措施，还包括厉行节约、改善朝政等；宰相当行共八条，有以救荒为己任、忧社会危机的萌芽、陈述缓征固本请求、上奏散财发赈的对策等，把赈灾的后果提到“社稷颠危”的高度认识；监司当行十条，主要是负责协调、监督州郡救荒，行赈灾之策、通融有无、纠察官吏等。
太守当行共十六条，主要是稽考常平仓储以赈粜、申明遏粜之禁、抚恤流民等；县令当行共二十条，检旱不可迟缓、赈粜赈济、劝富户发囤积、诱富民兴贩等。还提出守臣到任需预讲救荒之政，不论地区远近，限赴任一个月后将本州管辖诸县镇可备荒救荒之策上奏朝廷，经审核后由朝廷责令实施，不得违背。
这本书条理清楚，从措施到职责面面俱到，算得上这个时代救荒的宝典了。但是并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更没有贯彻执行，而董煟也未能因此受到嘉奖，仕途终止于一个县令，其中原因却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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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昺对其敬佩之余，他从另一个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发现董煟其实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以致得罪了整个官场，而其制定的措施一旦认真执行，并严加落实，等于断了许多人的财路，侵害了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
在文中，董煟揭露与抨击朝廷荒政的若干弊端以警示，有的放矢地批评荒政弊端多达四十余处，二十余种之多，如郡县官吏专事催办财赋而讳言灾伤；州县之官有压制百姓不准报灾的，勘灾之官有不敢报明受灾实情的；守令贪丰熟美名，讳闻荒歉之事，不受灾伤之状，责令里正荒报丰熟；里正则生怕勘灾审户官员一来需破费招待，便胡乱承认丰收，以免花费，不顾来日灾民之苦，指出地方官讳灾之弊。
又如审户、发赈时，强者能得，弱者难得；近者易得，远僻难得；胥吏里正亲近者多得，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少得；发赈或已深秋，官吏复令核实，让饥民自备糇粮，数赴放赈处点集“作秀”，常常是踏雪空手而归，批评审户、发赈之弊。董煟还抨击赈济检放太慢、赈米掺拌沙石、遣使忧民、审户滥收小费、对捐钱米助赈者颁赏不及时、地方官不能妥善安置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