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年底，赵昺的苦日子也就到了，他开始频繁出京祭陵、拜神、祭庙，好在今年修了明堂，祭拜天地和社稷这两项大典可以在京中举行，免去了不少的麻烦。而另一项工作繁重的工作就是接见入京觐见的封疆大吏和外国使节。
当然也有好事，那就是收礼纳贡。这个并非赵昺独创，据《禹贡·疏》载：“贡者，从下献上之称，谓以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异物，献其所有，谓之厥贡。”只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制历史中遗留下来的传统，简单的说就是凡一方之土特产，要将最新、最好的向朝廷交纳，供皇族使用，属称之为贡赋。
国朝贡制度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演变成三种进贡行为：一、朝贡，朝贡是别国向中国进贡，这一行为体现了华夏传统里的外交关系。二、常贡、例贡，是指地方向朝廷进献的贡品以及对贡品品种、数量和时间的制定。三、个人官员的进献。
常贡很好理解，下之所供为贡，上之所取为赋。就是各地将一地“所生异物”，也就是特产之物，无偿贡献给皇室使用。而赵昺知道这其实就是一种常税之外，皇家变相加收的赋。而上贡的东西也是五花八门，上至金银珠宝，珍禽异兽，下至鸡鸭、灯草，皆是能满足皇室精神上和物质上所需的东西。
不过赵昺知道贡赋对于地方和百姓都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不仅浪费了大量的精力，也耗费了无数的财力。所以他是能减就减，但是并没有免除，因为他坐上了这把椅子后就能理解其中的奥义了，这些贡赋大多不值什么钱，却是态度问题，否则历史上也不会因为属国不纳贡而爆发那么多战争了。
至于个人官员的进献，其实在历史上也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但为了讨好皇帝，前去进贡的皇帝也越来越多，人一多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共性，到后来，官员进贡也需要资格，但史料并没有记载，所以不知道各个时期，到底要多少品级的官员才能够有资格进贡圣上。
赵昺作为现代人，自然清楚官员个人绝不会掏自己腰包给自己送东西的。而钱的来源无非就是几个地方，一是地方官员所谓的公费，这些钱除了其私只用外，也会有一部分变相流回皇帝的口袋；二是地方官员将这笔费用设法变成公费，由地方财政报销；第三就是打着向皇帝进贡的招牌，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加派给商家。
官员之所以耗费巨资来筹办贡品，其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讨好皇帝，联络联络君臣感情，表达自己对皇家的忠心，以此来获取皇帝的宠信。因而官员们在进贡物品时，都会进行夸大其词，而目的也不言自明。
这几种方式，赵昺知道都是孳生腐败的根源，因此他一直拒收官员的进献，当然皇帝也是人，不可能是孤家寡人，也是有人情的。所以不可能对所有人拒收，不过能有资格向他进献的人也只限于那些‘属下’，而他所收之物，也多是技巧之物、书籍游记及些不值钱的‘稀罕物’，且不准他们动用公帑，事后也会进行补偿。
最让赵昺闹心的其实就是朝贡贸易，早先他们亡命天涯，躲在琼州弹丸之地，过去的藩属国自然是有多远躲多远。他还记得自己登基后的第一次新年大朝会，臣僚们还寻来些俚族人及外商充数，以显示‘天朝’大国的威望，想想都是笑话。
此后，赵昺拒绝再搞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事情，直至收复江南后，随着海贸的发展，才有小猫两三只前来朝贡。但其目的也并不纯，我们都知道朝贡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实行了几千年，从远古时期的周朝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权时期的清朝。在实行这么长时间中有一些变化，但是整体上没有大变。
中国古代皇权对朝鲜、越南这样的藩属国进行“册封与赏赐“，而这些藩属国在规定时间内向中国的王朝“称臣与进贡“这便就是中国的朝贡制度。但在现代社会对这种进贡制度都是以批评的声音居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负面评价基本上也是出于以下两种理由：
但是这两年随着海外贸易日益扩大，商队也越走越远，赵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回过头来看，世人对朝贡的两种态度很难说。在几千年历史里面，绝对有个别的皇帝有虚荣心，可是很难想象整个朝廷顶着财政压力，仅仅只是为了维持这套虚头巴脑的东西，并且还坚持那么多年。
赵昺也对此进行了反思，自己算不上败家子，却也不是冤大头。他算了笔账，在朝贡贸易上进贡时候产生的贸易，在明面上能看得到的，肯定是亏本生意，为啥？因为进贡的东西不值钱并且数量还少，但赏赐的东西值钱，还挺多。
而从大局看，大宋当下的贸易圈向西已经至欧洲边缘，向东到了扶桑及东南亚一种国家，或是城邦，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总和就不是一个小数字了，这与“进贡和赏赐“这么一点贸易总量相比不过是九牛与一毛的关系而已，而其中的作用却很大。
你既然承认是大宋的藩属国，也从中捞到了好处，那么你的市场是不是也要向大宋开放，是不是要给个最惠国待遇，是不是要保证交易的正常进行，保证大宋商队的安全呢？如此一来不论是明面上，还是隐形的好处，对于大宋来说都是不可估量的，不仅解决了贸易问题，船队途中停靠补给及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