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对生活的适应本来是平常的变迁，其实世界上这类国土易主，百姓依旧生活的状况很多，传统的文化似乎依旧传承的状态下不知不觉的也在渐变。而同时政治制度和统治者不断变更，历史也在慢慢的演化，昔日的战场成为桑田，往日的对手一笑泯恩仇。
然而宋朝的文人和士大夫对这样的事实有愿意认知的愿望么？不！他们始终还是抱持着传统的地域、国家和民族畛域界限，严于区分种族等级，在血缘种族爱国主义的立场上坚持到底。这样的观念，一直留存，以血缘中心观点区分世界的亲疏，坚持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
赵昺并不以为这样不好，当初他也是利用这种基于血缘和种族的爱国之情，将一盘散沙般的行朝及遗老遗少们团结一起，以致对抗蒙元为代表的异族入侵，恢复旧国，夺回故土。然而现在这种观念却让他有些无所适从，不知将如何对待留在北方的同胞。
但在儒法为主体的政治理念的古代社会，只许成功不许成仁，只许成仁不许言败，否则就是背叛的观念下，李陵归降，被诛灭九族，司马迁为他诉说衷情，也要被判杀头，有人为之说项，方得阉除生殖器才能苟活存身，那么无力的百姓就只好做墙头草了。
继续煽乎与‘北人’的百年恩仇，后人晕菜的是永远也说不清楚的汉蒙逐鹿中原，最终归于团圆一家究竟是兄弟阋于墙还是国争天下的一本糊涂烂账，百年前之国断非百年后之国，前人爱的国家和我所爱的国家究竟有什么血缘上的关系？
汉族苦心孤诣地要维持天下大一统的国家主义，又要坚持汉人中心文化优越论，此中文化矛盾殊难合乎逻辑。“爱国”二字内涵太过混乱，在历史的长河里，很难使人可以给它一个合理的文化整合，赞誉秦皇的，视屈原为反动；歌颂成吉思汗的，笑文天祥为迂腐；屈原“伟大”的“离骚”便成了此一时彼一时的自我哀怨罢了。
只是绝大多数的文人清客，都绕过了具体的常识难题，去抽象地把爱国难题无限拔高，让老百姓无所适从。时间的长河把一家一国的短暂悲哀冲刷销蚀殆尽，把过去的悲壮变成了一处处喜剧。这种文化上力不从心的感觉，决定性地给整个民族一种无从真诚爱国的复杂心理感受。
赵昺也意识到再以历史行进中不断变化生成的局部观念作为千古不变的国家意识，则完全不合逻辑自相矛盾陷入缠夹难解的困局，尤其以如此一种传统僵化的国家、地域和血缘伦理意识作为不变的爱国主义的理念基础，则完全无法应对今日变革的挑战，使一代代后人无所适从。
要想改变现状，建立一套新的价值观和新文化体系，改变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赵昺觉得以自己这点儿能水是够呛，而当前他依然需要民族主义来进行复国大业，时机还不成熟。但他依然希望自己能做些什么，尽管这很难，而今他就面临着项传统观念的挑战，可仍然没有放弃……
赵昺在入主临安后，下旨在城中设立医药院，一来是为民接触病痛，二来也是彰显朝廷对百姓的体恤。本来这是项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进行的很是艰难，而最困难的是少有人去看病。别说出现爆满，多半的病房都是空的，去治病的除了军卒和家属，就是抱着死马权当活马医的人了。
而为什么办好事，却难以成好事呢？赵昺也想过，其实主要还是传统观念在作祟。我们知道在古代医疗事业，并非是由政府来主导的，而是由民间医生来承担，且他们以单打独斗为主，医者本人却对此并不热衷，导致医院在社会上难以持久发展。
在现代社会，谁都清楚医院必须建立在医者主动、患者从动的医患关系基础上，这样才能实现对患者的持续治疗。所以医患关系中，医者居于主动地位，患者从动，即便因为疗效而产生的激烈的医患矛盾，医生一般也不会在医患纠纷中吃亏，因为仲裁者往往也是医生，也往往在医疗纠纷案件审理中获胜。
但是中国古代的医患关系却恰恰相反，医者是从动、被选的。医疗的主体是病人，病人自主地择医而求治，医生是被动地提供医疗服务，病人这方全家都会参与医疗过程，并握有最终决定权，而且患者还会故意设置难题考验医者。
苏轼就记载了当时流行的“困医”行为，当时的士大夫延请医人之后，往往故意不告知病情，而是请医者诊脉，一旦能将病情讲清楚，才能算正式投医。他对此深恶痛绝，望闻问切乃诊疗四大要素，只靠一个“切”怎能考验医人水准？所以他经常反其道而行之，延请医人之后就将病情和盘托出，并在诊疗过程中观察医者的能力。以赵昺来看，他看似开明的行为，其实也不能免俗，只是考察方式不同罢了。
同时患者还追求立竿见影，药到病除的效果。稍不如意就会更换，斥之为庸医。因此中国古代的医者必须直接面对患者负责，而且他们的经济来源就是患者的钱包，要想保住饭碗就得‘忍辱负重’，不得不迁就患者的习惯。而赵昺办的医药院，背景是朝廷，里边的医生自不会惯着他们，于是患者寥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