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兆，应即刻加强江防和军备，阻敌于江北。但是赵昺看过奏本后却有不同的看法，不过他没有说，而是下旨照此执行，诏令江东制置司各部停止秋演，加强沿江堡寨的兵力，第一水师进入长江巡逻，各州府动员乡兵协助驻军守卫村镇，防敌偷袭。
虽然对外宣传事态十分紧急，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赵昺并不特别紧张。其实在秋后搞事历来是两军的常态动作。一者因为秋后雨季彻底结束，上游来水减少，长江水位降低导致水流减弱、江面收窄，且气候逐渐凉爽，正是用兵之时；另一方面秋后马肥之时，也是北部游牧民族‘打草谷’的时节，宋军在此时也会加强军备，直至雨季的再次到来。
这种惯例从大宋立国以来就开始了，后来虽然退缩到江南也一直保持下来，而赵昺收复江南后也依照此规矩，他却是化过去的被动防守为主动出击，去年更是闹了个大动静，搅得两淮动荡。迫使蒙元由攻势转为守势，更是耗费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开始修筑城防，并导致伯颜倒台，和议重启。
今年蒙元大军再次陈兵江北起初并没有引起赵昺的关注，毕竟去年吃了亏，今年做些准备也属正常，可是一再寻衅就不正常了。因此才引发朝廷的不安，怀疑是不是征西的计划泄露，敌军才会在江东发起攻势意在牵制，行围魏救赵之计。
不过赵昺却不这么认为，他将各方收集来的情报加以分析后以为蒙元之所以挑起边衅，一者是钱闹的，另一方面是被郑思肖这厮气的。他之所以有如此判断，是因为事务局传回的情报显示蒙元朝廷和议的基调并没有变动，且他们得到河南行省报告却是南朝陈兵江东，且多次渡江袭扰，似有发动北伐的迹象。即便如此真金亦只是敦促玉昔帖木儿严加防守，不可擅自动兵，防止落敌口实而终止和议，他正是据此作出了判断。
赵昺判断是钱闹的是因为两淮经去年一折腾，伯颜又耗巨资修城防，使得河南行省的财政入不敷出，还留下个大窟窿。而今年桑哥重新掌政后大行钩考，已经将这把火从中央烧向地方，河南行省紧靠京畿，又是当下财赋的重要来源之一，自然首当其冲。
河南行省财政本来就亏空，加上历年来官员的贪墨，那就是雪上加霜。别说完成伯颜留下的半拉子工程，连窟窿都堵不上，而钩考之后各级官员只怕都要破产。玉昔帖木儿刚来就赶上这么糟心的事情，自然不能眼瞅着自己的手下一个个的获罪抄家，大家一商量只能骗了。
于是乎众官一边上书朝廷将责任往伯颜身上推，声称所欠下的税赋皆是因为其大举修筑沿江城防之故。另一边则是报称南朝要北伐，谁都知道打仗是最烧钱的，自然再无法填补历年留下的亏空。而大战在即，此刻再行查撤官员明显是不合时宜之举，就是桑哥亲来也毫无办法。
不过玉昔帖木儿的主意虽然不错，但是他们还要过一关，那就是河南行省右丞马绍。此人虽然是汉人，但是为人廉洁刚正，若是其参他们一本，禀明实情，那就弄巧成拙了。可老天长眼，前时安童和马绍受命与南朝和议，安童素来与桑哥不合，又被罢相，心灰意冷之下消极怠工在扬州溜了一圈，露了个面就称病折返大都，事情就落在了马绍身上。
大宋这边是以刘黻为正使，郑思肖为副使。刘黻年迈，朝中又事务繁杂，和议的主要任务便落在了郑思肖身上。因而蒙元和议就变成了郑、马两人的交锋，按说他们一个是蒙元的名儒，被忽必烈赞为‘秀才’，一个是大宋新晋的探花郎，皆是当世翘楚，水平相差不大，可马绍却被其气坏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