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虎臣平日自觉不是个笨人，好歹年青的时候也中过进士的，而主管情报工作这么多年也能从浩瀚的信息中捕捉到有用的情报，可今日自己却如何也根本上小皇帝的思路，好像老年痴呆提前到来了一般，让他直犯迷糊，实在是理解不了小皇帝布下的这个局的目的是什么。
而他也想起一事，小皇帝擅于下象棋的事情经刘黻口传，朝中可谓尽人皆知，而朝中陆秀夫和文天祥亦精于此道，在琼州闲事便会向皇帝‘讨教’，实际上谁都清楚他们是对屡败于小皇帝不服气。一次，郑虎臣恰好听到两人议论，称小皇帝行棋布局高超，简直是神鬼莫测，其看似走了一步没用的闲子，其实往往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但胜负未分之时，谁也琢磨不透其用意，其谋略之深远可见一般。
赵昺却是信心满满侃侃而谈。他的计划是先故意散布谣言，让连连受挫的伯颜惊疑不定，为了防止被己方轻易击破城池。从战术的角度上来讲，城池是阻挡敌方进攻方及保护财富的有效手段，伯颜通过这一系列战斗已然察觉武器的进步让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改变，当下长江防线已经不是阻挡自己南侵的天堑，而是防止南朝北伐的险阻。
通过修城的举动，赵昺还是很佩服伯颜的，其很有战略前瞻性。但是其在这个时候耗费大量的财富恢复诸多被拆毁的城池，其实并不合时宜。要知道修造一座城池非是间断的堆砌而成，也非数日之功，是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这也是为何有的朝代因为修城而导致国家财政陷入危机。
赵昺之所以认为伯颜修城的行为不合时宜，当然不是突然脑洞大开，也非仅仅是钱的问题。从蒙古人的性格上来讲，他们是游牧民族出身，以前过着传统的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在冬夏牧场之间往来迁移，并没有固定的居所，王庭也不过是一个帐篷群，四处迁徙。
在进攻中原和江南时，蒙古人因为攻城吃够了苦头，且担心反叛者据城造反，所以将大部分城池都夷为平地。而他们也不愿意居住的在城中，很多人依然在城外聚居，不愿受到拘束，即便修建了大都城，据说内廷中也搭建了巨型帐篷，大汗还是喜欢居于其中，且年年夏季前往和林避暑，享受游牧的生活。所以说伯颜重新修筑城池，本身就会招致守旧势力的反对。
另外，从大汗真金到普通蒙古贵族都寄希望伯颜能够再取江南，获得丰厚的税赋，解决财政危机。可结果却是连连失利，将最后一支水军也损失殆尽，迫使他们从战略进攻的态势转为防守，自然会让真金失望，更会让那些蒙古贵族不满，进而引发党争。
要知道当前元廷经过近两年的争斗，真金才得以勉强稳住了汗位，形成以中书右丞安童、中书左丞李谦、尚书右丞伯颜、尚书左丞叶李及参知政事桑哥等人组成的执政班子，从中也可以看出汉化派占据了大半个朝堂，过去的理财派桑哥只是个打酱油的，已经被边缘化了。但鉴于蒙古的制度，以宗王为首的守旧派们的潜在实力仍然不容小觑。
真金聪明干练，但是在赵昺看来其却是被大儒们给教坏了，信奉儒家治国之道，成功的洗脑成一个‘汉人’。其为了显示他的崇儒重道，在言行上尽量符合儒家道德规范。东宫的香殿建成，建筑师请凿石为池，如曲水流觞故事，真金不同意，他说古有肉林酒池，我怎么能效法商纣王呢？每当与诸王近臣习射之暇，真金即与他们讨论治国修身之道。
这使得真金与其父忽必烈对儒治的看法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忽必烈作为一名蒙古政治家，注重的是实用，他使用儒臣有限度，即在儒臣的主张符合其政策时才使用之，一旦儒臣对现行政策（例如理财）无用时，他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之。而真金自幼受到儒学教育，他相信要治理国家，非儒治不可，主张轻徭薄赋，藏富于民。
过去有忽必烈，真金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当他继位后便重用汉臣，推行以儒治国，从而赢得汉化派的支持。但其却背离了现实，自忽必烈继位以来，由于连年用兵及大规模封赐亲王投下，中国北方经历战乱，百姓贫困，财政紧张一直是困扰其政权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在失去江南这个最为重要的财赋之地后，依然坚持推行儒制，这种方式是与现实财务状况相背离的。
蒙古人从前是劫掠型经济，每当缺钱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抢，因此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解决财政困乏的手段，可当下真金的政策大转弯，不仅无法通过持续的战争掠夺获得财富，又要减租减税，使得蒙古贵族们难以维持奢侈的生活，而税赋的减少也意味着朝廷无法拿出钱粮补贴给西北的宗王们，必然会遭至他们的反对。
赵昺放出大话使伯颜追加投资修建城池，他估计即便不需要朝廷拨款，也会耗尽两淮地区的赋税。而在失去江南后，两淮已经成为元廷最重要的赋税来源，伯颜将本该给朝廷的钱修了一堆城墙，同样会引发不满，不仅得罪了守旧派，连汉臣们也会对其不满，毕竟在他们眼中伯颜同样是‘蛮夷’，尽管其已经进化了。
改造临安城已经列入赵昺的工作计划，是为了改进民生，减少、防止疫病的爆发。但在外人看却并非如此，他们以为自己释放的信号是将在杭州安定下来，并不想在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