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原本指望应节严为保住帝师的位置会提出反对意见，却没想到其称陛下以冲龄即位柄政，感于身负幼主教育之重则大任，早就想上疏请开经筵。 这意思很明白了，就是其十分同意，而他们两位都同意了，谁还反对，便一致同意待回朝后呈请太后懿旨开经筵。
本来想着下雨天，又没有什么事情，赵昺想请众人吃个便饭，拉近些感情。可一听这事儿兴趣全无，气哄哄的甩手走了，弄的大家摸不着头脑，无端的小皇帝生的是哪门子气。他却是知道行朝琼州入驻行宫后，出入宫禁并非像从前那样方便，经筵日讲几乎成为这些儒臣们接近自己，施加影响的唯一机会。
赵昺知道儒臣们特别重视经筵，除了混个脸熟，还认为经筵制度的最终目的是革君心、正君心，涵养德行的重要措施；再有经筵制度还是一种政治制度，和历代谏官制度、宰相制度、封驳制度、史官制度一样，是对皇权的制约，强调道统高于政统，利用天道制约皇权的无限膨胀；另外经筵制度也是一种传统的礼仪制度，但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而这根源就是理学，他们可以说是宋朝的制度休戚以共，共生共荣的。
这几天赵昺下功夫从各方面了解和学习了宋朝的政治制度，又以自己前世所学进行了分析。现宋朝的这些士大夫们不仅出奸佞，也出人才，他们下了一盘好大的棋。他们为了能让儒家理论能始终占据统治地位，还通过各种手段对统治者或是未来的统治者施加影响，变相的对其进行‘洗脑’，来维系以儒治天下政治制度。
作为一个理科生，赵昺前世对儒的理解除了课本中对孔子的简介，及焚书坑儒和几篇文言文外，知之甚少。当然也谈不上偏见和讨厌，那个时代宣传的更多的是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无法评论其治国理论对国家与百姓有益，还是有害。
到了大宋朝后，赵昺现虽然儒、道、佛并立，且也不排斥其它外部宗教，但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儒，除了对治国的思想外，还对人的日常生活施加着无处不在的影响，甚至对皇权也进行限制。他知道导致宋朝形成儒家独大的局面是太祖赵匡胤造成的，不过他却对此表示理解，其如此选择虽出于无奈，可也算是明智的。
历史上自先秦以降，经过千年无数次的屠杀和清洗，权力已经逐渐集中到君主帝王手中，使得他们成为越法律限制的人。赵昺想当年的赵匡胤当上皇帝后肯定也意识到权力是一柄双刃剑，区别就在于怎么去使用。如果君主帝王英明仁爱，整个国家就会跟着享福；如果他们昏庸残暴，整个社会就会一起遭殃。
怎样在制度上对君主帝王进行制约，以免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呢？各个朝代有其不同的做法，赵匡胤的做法是，让文臣参与议政，指点帝王的得失。但是，如果该帝王胸怀不够宽大，听不得批评，一怒之下要了文臣的小命，之后就没有人敢再批评帝王了。于是赵匡胤做出规定，不杀谏官及士大夫。聪明的士大夫们便利用这个‘漏洞’将儒家思想融入了宋朝的治国纲领中。
自太祖和太宗两位开国之君后，从北宋到南宋的十几位皇帝都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这个现象十分诡异，按照概率学说，大宋皇家这么多子孙怎么也应该出现一位又为的君主，结果却是没有，平庸之辈却是满地走。这不能不让赵昺多想，他觉的应该以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受到的教育有关，而这些君主们毫无例外的都是自幼年便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洗礼，问题就可能出在这里。
从表面上看宋朝君主跟其他王朝一样，居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拥有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世俗权威。但按照宋人的政治理念，君主的“最高权威”应当是象征性的，而不是表现为实体性的执政权。这一点，跟后来标榜“乾纲独断”的明清政体很不一样。理学家程颐解《周易》，提出：天子只是天下的主权者，宰相才是天下的治理者。表明在他的理想中的君主只是一个以德居位而任贤的象征性元，所向往的其实是重建一种虚君制度，一切‘行道’之事都在贤士大夫之手。
别看赵昺只研究了这么几天，他就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程颐一个人的想法，而是代表了理学家的一种共识。如北宋名臣富弼告诫宋神宗，现在政务“多出亲批，若事事皆中，亦非为君之道。脱十中七八，积日累月，所失亦多。”显然，富弼反对君主“亲批”政务，即便是皇帝天纵英明。南宋理学家6九渊也说：“人主高拱于上，不参以己意，不间以小人，不维制之以区区之绳约，使其臣无掣肘之患，然后可以责其成功。”表达的也是虚君的意思。
以赵昺所知和理解，这种政体更与近现代的君主立宪制，等于将皇帝架空了，失去了处理政务的权力。如此一来那国家应该由谁来治理呢？宋人认为，是宰相。用程颐的话来说，“天下治乱系宰相”。宰相是政府的脑，职权就是：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
那这时候傻子都明白了，宋朝的政体实际上包含了双重的“二权分立”：先是君权与相权的分立。政权归于君主，治理权归于宰相，用宋人的话来说是：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君主的权责是任命宰相，宰相的权责是组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