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皆知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打仗打的就是国力。攻守双方的博弈持续了几千年，无论看上去多么强大的军队，如果吃不上饭，距离失败也不过是一步之遥。而底子厚的一方,总能在长期战争中保持优势。
赵昺在前世记的一个有关粮食生产的数据。据统计，春秋时期，中国平均亩产的粮食约为五十多公斤；到汉朝时达到六十多公斤；到魏晋时期则达到九十公斤左右。唐、宋、明、清四个朝代，太湖流域平均亩产：唐朝时一百三十八公斤；宋朝时期二百二十五公斤；明朝时期三百三十公斤；清朝时期四百七十公斤。
可见古代的生产力有限，加之农业技术落后，越往古代，单位亩产粮食越低。而原本土地上出产的粮食产量不高，而剩余的部分便是很有限的,再赶上天灾人祸又要大量减产，可以积攒的粮食实在不多。
所以古代的一次大规模出征，差不多要消耗全国一半的存粮。而赵昺发动的北伐攻城掠地，连连报捷，看起来很美，但是攻占的地盘越大，需要赈济的人口也就越多，直接后果便是粮食消耗快速的增加，导致可用的粮草直线下降。
以致兵家有“夫运粮百里，无一年之食，二百里无二年之食，三百里无三年之食”之说，通俗一点说，从百里外向军队运粮，国家少一年的存粮；二百里，少两年的存粮；三百里，少三年。可见古代战争对粮食的消耗是多么惊人的。
物资消耗的大幅增加，同时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运输压力的增加，而随着战线向前推进,物资投送的距离也就越远，需要动员的人力和运输工具同样会大幅增长。而麻烦的还不只是粮食运输，转运途中粮食损耗更是令人头疼的问题。
唐代名将征突阙时，支持他们的后勤队伍从山东运粮到河套地区，单程行程需要近两个月的时间，途中粮食损耗高达百分之九十。损耗最大的部分正是民夫自己的伙食，毕竟民夫吃不饱，根本无法背负沉重的粮食前进。而途中降雨导致的粮食腐烂、被麻雀老鼠吃掉等等，都会造成粮食在运输途中的大量损耗。
可能会有人疑惑，如果粮食运输这么困难，为什么军队不携带大量牛羊行军呢？古代游牧民族的军队确实是这样行动的。这或许是一种解决方案，但局限性很大。一方面，蒙古大军的崛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很难复制个例经验。另一方面，携带牲畜行军一样要消耗大量的粮草，一旦牲畜中疫病流行，“军粮”将迅速断绝。所以，战争中这种可靠性太差的方式是不可取的。
而当年唐太宗征讨高句丽时还真用过这招,即携带了大量随军牲畜出征，但面对旷日持久的高句丽地区围城战，最终还是因粮食耗尽而被迫退兵无功而返，也给后人们留下了前车之鉴。可见古代战争中，粮食的运输是多么要命的一件事。
即便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最会打仗的皇帝之一，在他的军事生涯中屡战屡胜，但面对吃喝拉撒的问题，天可汗也只能干瞪眼。归根到底，让士兵填饱肚子才能打胜仗，否则，即使攻克再多的城池要塞，取得了再多的胜利，一旦出现了粮食问题，一样要乖乖退兵。
另外还有可能完成战略目标，但是因为粮草短缺不得不在胜利果实再度拱手让出，而世界名将拿破仑就干过这样的事情，最终还因此导致其在退兵途中兵力折损太大，自己被迫黯然下台。很多人以为拿破仑远征沙俄忽略了后勤问题，实际上恰恰相反，赵昺以为拿破仑在战争之前特别重视后勤。
在战前拿破仑和将军、参谋们彻夜计算征讨沙俄需要的物资数量。按照精密的计算，法国统帅部门算出的数字是，法军至少需要带上六十天的粮食物资才能到达莫斯科。可实际上，由于俄军一路抵抗以及坚壁清野行动，法军足足走了八十二天才抵达莫斯科。
更糟糕的是，沿途法军并没有获得太多粮食，虽然此时已经是沙俄丰收的季节，但粮食不是被烧掉，就是被运走。另外，法国骑兵部队乱烧房子和农田的行为让本来可以获得的粮食被付之一炬。最后，在粮食不足和天气恶劣的打击下，拿破仑的六十万大军一路上损失巨大。
等他们到了已变成空城的莫斯科后，虽然在城内及附近乡下找到了一些粮食，但拿破仑的大军已经是强弩之末。最终，法国大军在撤退途中又遭遇严寒和暴风雪，大量装载食物的马车被遗弃在暴风雪中。饥饿让法军士气低落，加上俄军的不停追击，法军一路损兵折将，六十万大军回到巴黎的已不足三万。
后世的军事家和史学家一致认为，拿破仑发动对沙俄的战争是一次超越了自己时代的超级远征。因为在火车和内燃机发明之前，人类的军队移送速度和后勤能力，跟古罗马或汉代并无本质区别。
赵昺在北伐中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尽管战前做了周密的考量，可战事的发展还是超出了预期，蒙元迅速的败退让他有些措手不及。但他还算冷静，在进攻势头大好，军中上下士气正盛的时候，果断停止进攻，在河间和涿州转入长时间的休整，等待辎重粮草的送达。
且事前的布置也起到了作用，赵昺在运河沿岸修建大量粮仓用于储备粮草，并恢复了蒙元当初在松江府建设的太仓，将太湖流域产粮区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