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二十年代的首年，给了我们一个艰难的开头。
二零二零年元月二十一日，我们一家三口乘飞机去姨妹家过年。上午肖瑜还要去公司开会。我在家里收拾行李。
吃过午饭后，我在微信上收到肖瑜发来的消息，让我马上把行李收拾好，带着儿子到楼下来等候。
我把所有需要携带的行李又再检查了一遍，确认无误。然后，我在手机上打开车辆远程定位软件MyBMW，看到肖瑜驾驶的宝马X7离小区只有三公里了。
儿子正关着房门在玩游戏。我敲敲门，大声喊着：“力山，赶快打一辆滴滴，马上去浦东机场。”
我和儿子各拉着一个行李箱来到楼下。不一会儿，肖瑜的车就到了。她打开车窗，左右看看，寻找空车位。
“小鱼！”我习惯于喊她的乳名：“往前面右转，第二个车位是空的。”
等小鱼停好车，儿子叫来的滴滴专车也到了。
小鱼风风火火地跑过来。她打开新买的Hermes（爱马仕）裸色铂金包，拿出三个N95口罩，递给儿子和我各一个，以命令的口吻说：“快戴上，新SARS来了。口罩全卖光了，我跑了三家药店，只买到了三个。”
SARS是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的英语缩写。非典的首个病例是于二零零二年底在广东发现的。直至二零零三年中期，这场全球性疫情才被逐渐消灭。
那次非典，在国内以北京最为严重。我当时在上海，感受不深。
在疫情紧张的四月下旬，我开着一辆小小的夏利两厢轿车，带着妻儿，经浙江、江西、广东，奔赴琼州。
这辆小夏利是两年前我在琼州花了三万五千块钱购置的，挂的是琼州牌照。这辆车买好后在琼州只开了三个多月，我就把它开到上海来了。
那时候，上海市对于外地车牌不限制。这辆小车在内环高架上可以随便开。外环才刚刚建成投入使用，更是畅通无阻。像夏利这样的小排量轿车，在上海是凤毛麟角。放在小区里，常被保安们嗤之以鼻。
小夏利开来上海后不久，内环高架就不让上了。不是因为限外地牌照，而是为了限制小排量汽车。凡是排量在一点六之下的小汽车，都不准上内环高架，在外环上可以随便开。
上海米珠薪贵，居大不易。当我口袋里只剩下最后的两千块铜细时，只好再去琼州讨生活。
我开着小夏利顺着外环往西行驶，在莘庄立交上绕了半圈之后，一路向西，不久就驶上了沪杭高速。
和上个月相比，高速公路上的汽车数量有明显减少。向前方五百米左右的距离望去，只有一辆卡车和两辆小汽车在行驶。
在进入浙江段高速公路入口时，有几位检查人员让我们停车，并用测温枪在我们的耳垂附近测量体温。见我们体温正常，就放行了。
在小夏利的前排坐着我们一家三口，在后排堆放着满满的生活用品。这些生活用品的重量肯定超过了三个大胖子的体重。
在浙江境内，高速公路差不多已经全部贯通。这辆小夏利的排量虽然只有一升，又是满载，但在高速公路上以限速一百二十公里的时速行驶，显得十分轻松。即使在浙西山区的几段长长的上坡路上行驶时，只要我一踩油门，小夏利仍然呼呼地往前直飙，红色的时速指针竟然轻松地越到了一百二十公里时速刻度的右侧。真让你不得不由衷地赞叹这辆价廉物美的小夏利。
我手边放着一本全国交通图，小夏利按照最佳路线行驶。到了江西境内，路不易行。多处道路都正在翻修，在很多路段都只有半幅路面供车辆通行。有些路段前面不通，又没有事先设置指示牌，只能绕回来走别的路。
因此，我经常要翻看地图，随时调整前进路线。我们的通行速度大幅降低，平均时速还达不到四十公里。
小夏利就这样吭哧吭哧地往前走，到了广昌，天就快黑了。我这一天开了十二个小时，只走了八百公里。在江西路段，小夏利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摇来晃去，小力山躺在他妈妈怀里，就像睡在摇篮里一样。小鱼哼着摇篮曲，小力山乖乖的，要么吃奶，要么睡觉，不哭不闹。这是我们一家三口生活最艰难的一段日子，也是我们生活最有情趣、最开心的一段时光。
我们在广昌县城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生活一切正常，不需要检查体温，没有人要求戴口罩。
第二天，过了赣州，路就好走了。在广东境内，大部分都是高速公路，即使有小部分普通公路，路况也相当好。虽然非典起源于广东，但是沿途并没有设立任何检查站，我们一路畅通无阻。
我们在清晨六点半出发，到了下午六点半，小夏利行驶了一千公里，到达了湛江。我们在湛江住旅店、吃晚饭，一如往常；依然没有人来检查体温，也没有人要求戴口罩。
从湛江到琼州只有两百多公里。广东的交通虽然十分繁忙，但并不拥挤。过海峡的汽渡也不拥挤。我们在离沪后的第三天中午时分到达琼州的秀英港。在码头的出口处，有人用测温枪给我们测量了一下体温就放行了。依然不需要戴口罩，我也没有看到有别人戴口罩。
我顺手从站在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