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很落后，多是土司自治，民不开化、地方建设跟不上，经济很差，向来土司在家当大王，对外则向大明明称臣，而大明明理睬他们，不管他们，想管也管不着他们。
从去年到今年，土司们给吓坏了！
朝廷修路修到了川西打箭炉，很多明兵涌了进来。
要说到一些土司也见过世面的，前明的兵松松垮垮，兵无兵样，让土司们严重地BS他们，现在的明兵年轻气盛，身材结实，行动迅速，装备精良，俱是精兵，看上去很怕人的那种。
真的很怕，因为土司们怕朝廷借机来搞“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指改土司制为流官制。又称土司改流、改土设流、废土改流，始于前明的中后期，将原来西南地区统治少数民族的土司头目废除，改为朝廷中央政府派任流官。
土司制度是在唐宋时期羁縻州县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实质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认各少数民族的首领世袭地位，给予其官职头衔，以进行间接统治，朝廷中央的敕诏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
元朝开始实行的土司制度弊病很多，土司对内残暴统治少数民族，对中央叛服不常，骚扰周边村庄，土司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
关键是你对他们好，给他们权利与自由，他们不领情，不服王法！
如万历年间播州土司杨氏造反，引发明朝动乱，损失大量军费和兵力，伤亡五万人，上百座城池被毁，成为著名的万历三大征之一，消耗了明朝的大量国力，加速了前明的灭亡。
新明定鼎，修前明国史，对于播州之乱有深切的认识，认为土司世袭制度在生产力水平不高、交通不便、民族文化差异巨大的情况下，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至少他们认朝廷是老大，朝廷有大义名份。
但是，土司世代为官，独霸一方，更有一些土司专横不法，对境内人民实行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土司之间为争权夺利挑起械斗或战争，导致生灵涂炭，对朝廷也叛服无常，不利于大明边疆安定。
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司制度已日益腐朽落后，废除它已成为必然。
改土归流已经成为国策，即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
政策初时还是很温和的，如有的土官绝嗣，后继无人，或宗族争袭，就派流官接任；土官之间互相仇杀，被平定后，即派流官接任；有的土官犯罪，或反王朝被镇压后，以罪革职，改由流官充任，更有的在土民向朝廷申请“改土归流”时，大明明以所谓从民之意嘿嘿，封建社会居然有民意，革除土官世袭，改为流官。
总之，大明明遇有机会，立刻抓紧改流……
但土司们也不是傻嘀，他们看到朝廷对他们心怀不轨，也就夹起尾巴做人，不给朝廷抓到鸡脚。
近五年来，朝廷竟然在改土归流方面毫无建树，再没有一个土司被改为流官，水静河飞，土司们乖得象小学生。
他们当然不会这么老实，他们看到朝廷强盛，遂不敢轻举妄动。
而朝廷很清楚这是假象，一旦中央王朝陷入衰弱，彼辈必定跳出来作妖！
所以，趁着这次大军征西，一次性地搞定川西土司，绝不能让川西土司拖了征伐西藏大军的后腿，就成为了周正儒和杨展的既定任务。
他们先不动声色，去年任由土司们千方百计地打听朝廷对土司们的处置，他们也不作声，各处的答复千篇一律是听朝廷的旨意，让土司们难受极了。
眼睁睁地看着明朝大兵开进，修路、建立堡垒、屯积物资，诸作搞作，土司们左右为难。
想造反吧，看着明军磨刀霍霍，等着人出头就砍。
那些明军，天杀的都是山地兵！
如果是普通兵，土司兵伏击他们，拖死他们，顶住他们，仗的就是山地环境。
但人家是山地兵的话，还是免了吧！
不造反的话，天知道朝廷会怎么处置他们。
怕什么来什么，杨展率领大兵壹万到达川西与先期抵达的二万兵马会合，而另一个副将张建新则率领另外三万兵马镇守各处隘口，时机已经成熟。
杨展进入打箭炉，下令给各方土司们，要他们到打箭炉进见。
敢不从者，必击之！
据史料记载，“打箭炉”这个地方，位于成都之西偏南五百里处，过了大渡河不远，往南走就是著名的风景区贡嘎山，它在宋朝以前曾是一狭长山谷；元代形成一小村落；明代开始茶马互市，汉藏商人汇集于此贸易而渐渐出名。
打箭炉历史悠久，其三山环抱，二水夹流，折多河贯穿城中，富有民族风格的各式建筑错落有致地散布于河两岸。悠悠民歌声，翩翩民族舞，极富情特色。
“打箭炉”的来由，相传，三国时期蜀汉军师诸葛亮率大军南征孟获途经雅安，曾遣一名叫“郭达”的将军，到打箭炉一带为军队造箭。据说郭达将军一人每天能造箭数千支，当地百姓感到惊奇，将其视为神灵供奉，并将郭达造箭之地叫做“打箭炉”。
就在该地的南边近河处有一高坡，矗立起一座明军的军堡，坐南向北，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