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拒绝后，易洛魁联盟自己组织军队进入法国殖民地，袭击法国人的据点。
法国那些村镇、据点看着拿着火枪的易洛魁战士蜂拥而来，一边抵抗一边联络贝伦总督寻求援助，在得不到援助之后，他们只能向远征军投降，原因很简单，这些法国人根本不敢接触易洛魁人，这些家伙可是割头皮的好手，而且打起来，不管老弱妇孺，一并杀了。
虽然贝伦伯爵宣传中国人会杀人，虐待俘虏，强奸俘虏，抢掠钱财，侮辱宗教，但与易洛魁人相比可是要好的多。
而法国人大规模投降的原因还与当地的天主教会有关，苏卫华本人都没有想到，海外事务部竟然直接说服了耶稣会配合远征军行动。
几位海外事务部的宗教专员拿着一些书信文件，前往各地教堂，就说服了耶稣会教士协助，这些教士出面，法国人最后的抵抗也消失了。也知道导致了远征军是真的接管了新法兰西，没有爆发像样的战斗，几乎也没有任何伤亡。
耶稣会与法国商人可不一样，耶稣会在殖民地的主要收入还是土地和土地上的百姓，新法兰西本身就没有多少开垦的土地，而当地的土著对天主教也不是那么欢迎，这主要与休伦人的遭遇有关。
在殖民早期，休伦部落大量土著加入天主教会，换取贸易上的便利，却很快被其他部落仇视，以至于部落自相残杀，人口损失，最后败给了易洛魁联盟。
毛皮贸易逐渐被中国商人抢占之后，各地的村镇，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土著，都民生凋敝，实际上，耶稣会在新法兰西濒临破产。
而且耶稣会与现在法国政府关系也不好。
在路易十四执政中期，耶稣会与法国政府是蜜月期，法国利用耶稣会打击国内的詹森主义学说，但是最近十几年形势大变，自从帝国拥有了西津，开通了苏伊士运河，占领休达，与欧洲贸易越来越频繁，东方思潮与东方学说来袭。
在与中国交往中，欧洲人得到了文明、平等、法治等精神的传播，由此引发了欧洲思想的动荡，启蒙思潮一浪高过一浪，欧洲人还在东方思想的基础上，宣传他们价值和思想，比如自由、民主、人权这类帝国事实上拥有，却与民族特性和文明形态不那么符合，因此不被宣传的思想。
欧洲那群激进的思想家宣传的是绝对的自由，而在帝国，有秩序的自由才是主流思想。
法国人作为欧洲的文化中心，巴黎的那些沙龙是新思想传播和碰撞的主要阵地，而这些新思想与法国詹森主义、高卢主义思想联合，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耶稣会等保守势力，因为路易十四的崇高声望，法国人还不敢过分的批判君主专制，但骂起耶稣会这些神棍来，可是不遗余力。
而耶稣会希望路易十四打压这种思潮，但路易十四有心无力，在大同盟战争结束后，路易十四也进行了改革，重新把四十年前重商主义政策拿出来，以此要改善财政，而启蒙思潮的经济基础就是这些资本主义势力，在个人的威权没有被挑战的情况下，路易十四选择了沉默了。
由此，耶稣会与法国关系逐渐恶化。
相反，在帝国与教廷的关系改善后，耶稣会与帝国进行了蜜月期。这一次耶稣会相助，就是投桃报李，因为海外事务部在葡萄牙巴西殖民地，保护了耶稣会的利益。
在巴西，最有利润的产业就是棉花种植业了，但是种植园主普遍缺乏劳动力，因此效仿先辈，把主意打在了土著身上，而不少土著已经皈依了天主教，是不能掠卖为奴隶的，种植园主与耶稣会产生了冲突，要把耶稣会从巴西赶出来，是海外事务部出面，以提高棉花进口关税压制了那些种植园主。
当然，耶稣会也做出了让步，不再收纳逃奴，即便黑奴皈依天主教会，其本人和后裔也不改变奴隶的性质。
与此同时，帝国也与耶稣会接触，尝试在波托西矿业公司的地盘上与耶稣会合作，管理当地那些动不动就闹事的矿工。
相对于巴西、玻利维亚这些地方，新法兰西那年年萎缩的利益简直不值一提。结果在第二年，耶稣会全面撤离新法兰西的时候，不仅所有的宗教人士离开了，顺便还带走了四千多法国移民，帮助帝国方面解决了大问题。
八月进军新法兰西，两个月的时间，局势基本稳定下来，因为天气转寒，苏卫华把征讨贝伦总督和南下路易斯安纳地方的计划定在了明年春天，法国殖民地正式转让给了帝国，让帝国北美大陆唯一的主人。而历史上也把这次接管，当成帝国海外扩张结束的标志，自那之后，帝国国土随着一些领地的国土化改造、移民增加而扩张，但也因为殖民地独立等问题，海外势力范围却是在减少的。
按照帝国的安排，新法兰西同样并入裕王封地，因为局势不稳，所以暂时实行军事管制，苏卫华担任新领地的驻军司令，而本地的重要地理和城镇名字都进行修改。
原本就已经定好，圣劳伦斯河改做松花江的古称混同江，而魁北克城位于江面以北，按照帝国传统，命名为江阳城。
但是驻军司令部并不在此地，而是驻扎在了蒙特利尔，这里是原法国人与易洛魁联盟势力交界处，也是形势最复杂的地方。因为五大湖和下游的江河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