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对土地进行重新的分配都会引发规模宏大的战争，改朝换代是基本元素，因此李明勋不会轻易着手去做，因为这种对根本制度的改革的前提是拥有掌控局面的力量，合众国目前只是拥有强力的军队，却未曾建立系统化的行政队伍，这也是李明勋让何文瑞先‘东南开考’的原因。
目前关于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只有两点，第一便是所有战犯、汉奸和反动势力的资产全部收为国有，不许买卖交易，只准租赁。而第二点涉及到庶民地主和富农阶层，那就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存在的投献问题。
要知道，封建王朝时代，皇亲、勋贵和缙绅士大夫拥有法律和税收等方面的特权，而普通百姓或者庶民地主没有这种特权，却想享受这类特权，在土地上就要投献的行为，虽然明朝对各层的读书人的税收特权进行了限制，但实际操作之中，特权阶层可以通过欠税等各种方式免除或者部分免除税款，而所谓投献就是普通百姓把自家的土地委托于特权阶层的名下，躲避来自朝廷的征税。
在这个过程中，百姓只需要缴纳低于征税的地租，减少了负担，而特权阶层凭空得到了土地和地租，双方都占了便宜，唯一倒霉的是国家，而在这个过程中，庶民地主和富农是投献的主力军，而如今被清算的士绅则是‘纳献’的主体，可以看出，如果把士绅的土地全部收为国有，那么庶民地主和富农的部分利益也受到损害，要知道，这些人的屁股也不干净，一刀切的政策会导致东南科考付出的努力全盘沦丧。
李明勋最终选择了折中的方案，首先，对永历十三年之前的投献人进行全面的特赦，这也就是说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日后若有投献便是偷税漏税的违法行为，当然，在合众国体制下，几乎不存在投献的行为，因为合众国国民在法律上人人平等，而纳税就是实现平等的重要一环，当初李明勋宣誓就职合众国元首一职后，便是公开了自己的税单和财产，同样，公职人员公开财产清单和提供税收清单是就职的必要条件。
虽然进行了特赦，但并不意味着投献者就可以从合众国手中无偿拿回自己的土地，投献分为两种，一种是妄献，这是把别人的田产妄称‘己业’投献给特权阶层，或者把无主闲田进行投献，这一类，全部收为国有，不予返还，而后一种，则是自献，即向特权阶层投献自己的土地，这一种，想要拿回自己的土地，只有一种出路，那就是补足因此投献而免缴的税款，但是按照合众国的税收标准进行补缴。
显然，这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因为合众国的税收比明清都要低很多，所以这些人还是占了便宜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当土地投献超过一定年限，补交的税款就已经高于了土地本身的价值，所以最终只有三分之一的投献者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当然，关于土地的一切规章制度都是在规划之中，实际上，一直到五年之后，合众国真正做到了‘皇权下乡’之后，才真切的践行了这些规章制度。
李明勋在温州呆了近两个月，主要的工作就是会见了部分闽浙一带的士子，李明勋身为国家元首，其与士子的会见本身就是对接纳庶民地主和富农阶层政策的肯定，到了九月，秋雨绵绵的季节，李明勋赶往了浙江前线。
一个夏季的时间，已经可以确认一件事，那就是满清的主攻方向在浙江而非江西，江西方向只掌握着杉关一个优势，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而从浙江进攻好处就很多了，首先浙江本身就富裕，就背靠江南这一赋税重地，粮饷是不会缺的，也能支应起更多军队的运转，其二，满清实际上也是以守为攻，保住江浙地核心区域。
东南军区进行了简单的部署，仿照满清，在光泽一带立下大营防守，堵住杉关，然后派遣少量兵马驻守过武夷山入闽的各个交通要道和关隘，把兵马囤积在后方。面对杉关前重后轻，面对其他关口，前轻后重，这要，仅仅一个旅，外加闽粤义从军和部分治安军队，合计不过三万人就防守住了福建西北宽大的正面。
在浙江方向，合众国占领了衢州、处州和温州三府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在兵力配置上，三府并不相同，温州只有一个旅的陆战队配合少量治安军，温州地处沿海，进攻此地要经过处州或者台州，处州由张世华的松江义从军负责，陆战队为其后继，而台州方向就不用说了，满清是不敢沿海进攻的，无论合众国海军还是舟山明军，都是巨大威胁，因此，核心的战场还是浙江衢州。
衢州位于闽、浙、赣三省通衢之处，位置便是极其重要，而起本身便是金衢盆地中的重要一部分，衢州在手，金华在望，若是不能抓住，配合合众国在沿海作战的能力，两浙中面积最大的浙东便是要落入合众国之手，而衢州又是位于钱塘江的上游，从衢州沿着衢江出发，攻下金华便可以向北进入新安江、富春江和钱塘江，而钱塘江又是京杭大运河的南部起点，从钱塘江出发便是能沟通江南、湖广和中原的全部水系，如此一来，满清赖以生存的所有重点区域全部都无险可守，衢州夺占不下，那就无法把合众国限制在福建一隅之地。
而满清进攻衢州也有好处，那就是可以在江西和浙江两个方向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