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有此想法的不止王伦一个。这年头，除非真的是在诗词方面很牛逼的人物，否则大家还是愿意早一点见见阎婆惜、孙三四等大家才是正理。两个蜚声开封府的妙人儿，肯定比这几位老夫子有趣多了，恐怕这也是结社要在青楼里举办的原因之一：能吸引人、造大动静。
当然，场面上的事，中国人都是个中老手，没有人傻得现放着附庸风雅的事不做而去在这时候问候两位大家，虽然他们眼睛都在直勾勾地不停寻人。
“诸位都知道，数十年间，我们‘同文社’都技压‘嘤鸣社’一头。但自从对方加盟了美成先生之后便声威大震，连续五年夺走‘金明大赛’冠军，彼以一人之力连挫我社，诚憾事也！”
“金明大赛”顾名思义，是在金明池上进行的一场文人间的角逐。这是开封最著名的皇家园林，每年的三月初一到四月初八对市民开放，届时无论是皇宫贵族、文人大臣，还是市井细民、贩夫走卒，都会争相出动，到金明池嬉戏游玩，一览其风采。
作为文化人，难免会有以诗会友的场景。写的好的诗词，组织者便集中选拔一百首上佳之作、然后刊登成册，谓之“金明雅集”，为时人传唱。
入选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宋朝入仕正途之路只有进士一途，考中举人但考不取进士除了荐举、特奏名和广南摄官无他路。
但是特奏名不好弄。“国朝进士累举不第者，限年许赴特奏名，号为恩科。”大凡宋朝举人能多次参加省试，就有可能享受特奏名的优惠，作为入仕之途。但举人要享受特奏名待遇，需要熬上几十年。宋太宗开宝三年第一次录取特奏名，条件是“进士、诸科十五举以上”。
从开宝三年回溯十五举，那还是35年前的后唐清泰时期…
而广南摄官也是有条件的，除了要克服两广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等，落第士子想考选“摄官”还得和当地“因特恩补授无品散官之人”竞争。在基层任职三至六年后，才有机会转正。
最好的途径是找到朝廷重臣名士的推荐，那么风雅范十足的《金明雅集》就是一块很充实的敲门砖。
所以，无数才子、士子都为自己能在雅集上露面而绞尽脑汁。“同文社”、“嘤鸣社”等其实都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风气。
除此之外，登上雅集还有一个现实的好处，那就是可以在同期举办的“评花榜”的选举中有投票权。每首诗词的作者拥有一张投票权，谓之“荐书”，当期最佳名妓便以票数多寡而定。
从宋朝开始，青楼中便开始有了“评花榜”的活动。所谓“评花榜”，有的是用各类名花来品评比拟名妓，评选出“花魁”；有的则干脆模仿科举考试的功名头衔来排列名妓等次，也分一、二、三甲，一甲三名自然便是“状元”、“榜眼”、“探花”。
这也许正是那些在科考中失意的士人，借机对科场和官场腐败的一种挪揄与嘲讽吧。
听说金明池上的“评花榜”也是一大热闹景观，评选之日，当地各青楼中的名妓打扮得花枝招展，争相赴会，场面非常热闹，围观者往往成千上万。风流才子与名妓汇于一堂，边饮酒行吟，边品题高下，题写诗词或评语。
评写完毕，当场唱名公布。青楼女子一旦“中榜”，便会“身价倍增”，郑重其事，场面隆重，这种畸形的选美活动比后世的选美还要热闹。
矾楼头牌李师师、赵元奴、封宜奴、杨总惜等就是这样走红的，丽香院的阎婆惜、孙三四也是如此。她们的名声与才子们的文笔同起落，所以为了拉票，各家都使了浑身解数。
考虑到东京近万家青楼，对于这一百票的竞争是很强的。所以登上雅集的作者名利双收是无疑的，像柳永一样吃某家也不是不可能。
为了入围，单打独斗是不好的，群策群力才能做出好的作品，入社便成为很时髦的东西。
比如现在。
当“同文七贤”的那位侃侃而谈时，旁边便有知情人说：“那位周邦彦凭一人之力连年挫败‘同文社’，也是了得的。这次有贺梅子坐镇，倒会是好一番龙争虎斗----贺、周齐名，而且贺还排在周之上么。”
于是有人附和：“清真居士以格律著称，贺梅子兼具苏、柳之长，二人确是对手！”
他的话获得众人认可，更有人算一笔数学账：“再有小坡先生加盟，以二胜一，这次稳操胜券了。”
“不然”，有人泼冷水：“账不是这么算的----小坡先生以文见长，于诗词一道却与东坡先生有天壤之别，止取名耳。而贺梅子才情虽然动人，青楼鸳梦之道却不如美成，我看‘同文七贤’想借他们之名气压‘嘤鸣社’，有点玄。”
也有人往积极的一面想：“不过若非贺梅子，天底下能盖过清真居士的人只怕难寻！丽香院和同文社下血本找他坐镇，也是有眼力的。”
于是大家都点头。
宋初，婉约派词人大行其道，以柳永为首进行全面革新，由花间词派脱胎出婉约派，可为第一个里程碑。
苏轼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和文学地位，强化了词的文学性，弱化了词的音乐性，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