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植得到消息已经是下午，那时候大火已经烧了半个时辰，毁坏了两间屋子。
满县人都轰动了，甚至比武松在狮子楼拳打脚踢西门庆还来得热烈。都道他报应不爽，终于有人为全县人除了此害。只是西门庆自那之后一直不知去向，倒让有些人侥幸：这厮不会在大火中烧死了吧？
当然，武植是不信的，王伦也不信。唯其如此，越觉得有事要发生。
果不其然，两天后，郓州移文，刘府尹接到西门庆家人告状，事涉武植。
“有阳谷县西门庆的家人，状告本县县令武植纵容其胞弟武松欺压良善，追打其主人并烧毁房屋两间、毁坏钱财无数之事…”
起初刘府尹很是纳闷，这武植官声向来不错，怎会有这种离奇的事件发生？莫非他是昏了头！
别人他不敢说，阳谷县的西门庆岂是好相与的？据朝中的同年有书信来往说，这厮和当朝蔡太师来往密切，又是本地豪强，武植怎会惹到他？
但是又不容他不信，因为跟着西门庆家人一起的，还有他左邻右舍为证，都指认是武松进了西门庆的家，然后大火便起来了。
此时西门庆一家已经被武松打跑，放火者除了武松还会有何人？理由也很充分：找不到人把怒火发泄到房子上了呗！
而且刘府尹还得到一个消息，房屋被烧之后，西门庆便“吓得”动身前往东京避难去了。
这位阳谷县的强人是不是只有这点胆子，刘府尹是不信的，肯定是搬救兵找外援。这么一来，刘府尹便觉拿到了烫手山芋。
据说武植是当朝宿太尉的门生，一向官声不错；而西门庆与蔡太师那边有路子，又是一方豪强。夹在两大权贵中间，让他很难处置。
没奈何，事涉治下官员，他只能亲临阳谷，询问事由。
上官来临，武植不敢隐瞒，便把事情和盘托出。一看他就是忠厚之人，刘府尹先有七分相信，再见到王伦和武松，心下便有了计较。
“打架斗殴是实，火灾亦是由此而发。但念你并非有心，许是巧合，但行事鲁莽无疑了，罚你赔偿原告一半的损失，你可愿意？”
他是对武松说的。
武植当然愿意。息事宁人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弟弟做的事，谈起来总有种包庇纵容之念想，舆论也对他不利。
武家不是没钱，相对于官声来说这不算什么。
西门庆不在家，但他的大娘子吴月娘在，刘府尹把她唤来告知处置结果。吴月娘本一介妇人，见上官在此，西门庆又不在，而且此事一出全县都在看他们家的笑话，也想就此罢手。
刘府尹十分高兴，勉诫了武植一番后便打道回府。
眼看这件事即将善了之际，忽一日，郓州又发文书至，这回话锋却大变。
武植被察核，要他听参待罪，行凶者武松也要解往郓州审讯，一切来得那么快。
一定是西门庆发力了，只是没想到他的后台那么硬！
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县级官员的选用，宋太宗曾说：“百里之长，字民之要官也”，并要求地方长官向朝廷推荐县级官员人选，皇帝要亲自召见，考察合格后方可任命。
内地知县、县令一般由文臣担任，只有在沿边地区，或内地特殊地区需要武力弹压者，才允许符合条件的武臣担任。文臣中又以科举考试选拔的进士出身人为主，凡是恩荫补官的无出身之人，一般要经过多年基层历练、考试合格、由现任上级长官保荐，才能升任县令一职，凡入粟补官者一概不许任亲民官。
武植是正儿八经的进士出身，经宿太尉保荐，出任阳谷县令，那是根正苗红，轻易不会有人与他为敌。这西门庆是他治下，却能颠覆他的官身，不能不让刘府尹惴惴。
好在武植也不是没有门路。这边接到消息，那边就已经派出人马知会了朝中宿太尉。
虽然是待参之身，但在朝廷未派出新任官员交接之前，他依然是阳谷县令。等他收拾停当和新一任县令交接之后----对方来得也挺快的----朝廷敕令又下，这回改为另有任用。
至于武松与西门庆斗殴，交由本县新任县令依法决断。
不用说，肯定是双方背后的人有过一番较量。但是无论如何，对武植来说都是很好的选择：蔡京权势熏天，也就是宿太尉得徽宗皇帝器重一时奈何不得。在阳谷县，有西门庆在彼，无论换哪个县令都无法撼动其的地位。
没办法，古代皇权不下乡，就是在很重视县级官员的宋代，经国家正式任命的官员人数却有限，难以应付繁重的行政事务，于是长官不得不依赖大量吏人。
但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县级官员人数有限：大县设县丞、主簿、县尉各一员，个别繁难大县或任命主簿与县尉两位，其余中小县则根据县域大小和治理难易程度，配备一至三名行政官员，最小的县只设一员主簿或者县尉兼任县令。
这几个人怎么能应付得了繁重的行政事务？于是县级长官不得不依赖大量吏人。
按制度，宋代州县吏人与官员在管理方面差别巨大，吏人由当地人担任，不是中央选拔的，不受任期限制，政府一般不颁给俸禄。每个县的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