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无言己对，只能默默承受
第二天清早小爷大声的喊着：“今天不管大小工一律拣鹅卵石”。疗养所大楼，碧绿的身姿矗立在三叠泉南北坡，“三叠泉的太阳，好似那溪水中的石头在晨雾中时隐时现，似那羞耻的孩子。山沟、树林里满是捡鹅卵石的人，像战场上打埋伏的游击队员。
回家过端午刚回来的朱辛运，是石工组的小工，他和我的关系，好似安庆红旗机床厂的知己杨明一样。他家紧挨着公社的驻地而建，家境殷实，是家中独苗，身材挺秀。粮站和他家一路之隔，他和粮站几个年轻职工常去安庆哥厅唱歌逍遥，他那潇洒脱俗的美男声，迷倒了酒吧里见多识广的“一枝花“。
“你还是春节时来的吧，端午节没回家吗？”朱辛运问。
“嗯，没回，你刚回家，家里咋样，父母还好吧？”我问。
“唉，就是去年糊涂，惹了点事，现在还没结束，有点烦人，我爸老多了”。他叹一口气说。
“听说过，到底啥事儿啊？”我关心的问。
“嗨，就是不懂事，倒霉。去年和查龙龙在安庆歌舞厅唱了一夜的歌，钱花光了。回家时，范塘路口有个早点摊，要了三份侉饼和油条、三个稀饭，吃完了还欠 5 毛钱，我说明天给，那婆娘硬是拽我衣领不放”查龙龙见状便说：“钱不要是吧，给我”。他一把抢过案板上的钱就跑。‘抢钱哟！抢钱啦！’老板娘大声呼叫。我想借此拔脚就跑，那个婆娘死死的抱住我腿脚，厉声大叫，她丈夫跑出来把我送到公社的冶保委。
“最后咋了？”我问。
“要拘留嘛，后来在双方公社里沟通，赔了 500 块钱，赔礼道歉，我爸才把我领回家了。”他沉浸在痛苦回忆中。
“吃皮肉苦了吧？”我关切地问。
“你说呢，我爸从长这么大没打过我，这回恨恨的揍了一顿。”他眼神望着远方，缓了一会儿，从回忆中醒来。
“诶，听说你也有事呀？”他问。
“什么事呀？”我一惊。
“说和生产队人打架，把人家耳坠抓破了，留下伤疤，对吧？”他疑惑地看着我。
“嗯，那是 七九年初中毕业时的事，我堂哥剪我家的电线，相互揪打，抓破了耳皮，发炎化脓了留下了伤疤，怎么啦？现在还追究吗？”我问。
“不一定，听我爸说这次要造声势，县级一个科员都有决定死刑权利，邓大大的精神是：模棱两可，必抓捕；可疑之处，必抓捕；轻罪量重刑；生死之间，莫犹豫，斩草除根绝后患。”他慌慌张张的说。
“我没事，邻里打架而已。”我说。
“那个公安在这也呆一星期了，估计要……”他思索着道。
“公社要盖派出所大楼，杨会计哥哥带庐山来游玩的吧？”我抢着说。
“大老板天天陪他们三人玩山游水一星期了，估计这几天要动手了，我们跑吧。”他看看四周，压低声音接着说。
“往哪跑，我没事，跑了更糟，有事就跟他回去，是祸躲不过……！”我气愤地说。
第二天太阳已躲进了厚厚的云层里面，又是个悲凉而压抑的天气。同航远说：“楠楠到办公室，大老板找你有事”。“好”我心想，大老板不让我做小工了，干瓦匠手艺活了，我得好好谢谢他。
“咚咚”我快步赶到大老板二楼的办公室，只见大老板和杨会计哥哥坐在套间外屋办公桌上，面无任何表情。“大老板你找我有事？”我笑着问。这时套间里屋走出那个胖子警察说：“你是朱楠楠吧，你四年前在家打架的事，回去说清楚一下吧！”。“那年大队都处理完了呀！”我脑袋一嗡，一片空白。“那是大队处理的，你也没多大事，到公社里再说清就完事了。”他笑着说。“是的，说完就没事了，回宿舍把衣服和包收拾一下吧。”大老板脸红一阵白一阵，很不好意思的说。那时楼梯是外挂的，下二楼时，同航远已站在楼梯口，“走，我帮你去收拾”他紧跟我到了宿舍门口，我说：“就一个蛇皮袋、一件套装、一些建筑书和一床“黑心棉”被，很快会收拾完的，不用去帮了”。出宿舍门时我犹豫了一下，同航远立马拉着我衣服说：“走呀！大老板还等着呢。”当时我头脑一片空白，只能跟着他走。查书记拿着警察大皮包，杨会计哥哥、警察三人已在办公楼下等着我们俩。“走！到汽车站！”杨会计哥哥好像当年红卫兵对待反革命分子那样拽着我的手臂。我求助的看了大老板一眼，他不好意思地躲过了我的眼光。无奈，我只得背着黑心棉被和包裹走在前面，杨会计哥哥和警察并排走在中间，查书记跟在后面，沿着盘山公路上走。“滴，滴滴——，滴滴！汽车狂滴着，车内飘出一句：“不怕死呀”。我拿着包走在路中间，不躲避迎面而来的汽车，流着泪心中想着“我就是不怕死，你说对了……！这回我爸肯定要气死了，家要散了，活着没哈意子，撞死我算了，这样也就脱离了苦海。”
到九江码头，杨会计哥哥去买票回来。“有票吗，几等仓？”警察问。
“拿着证件，谁敢不给票，2等 a舱，4 人间 4 张床。先说没有，一亮证件，执行任务的，乖乖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