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洗出来,又用相册一一装起来。没事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就拿出相册,一起回忆回忆那次愉快的南京之旅。
周末和节假日,除了我们一家人外出游玩外,我还时常应二哥的邀约,一起去乡下看望父母。
一次周日,我和二哥又一起回到乡下父母家。中饭在大哥家吃的,大嫂烧的、我帮着打下手。
我们一大家人坐在桌子上吃中饭时,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我们小时候的事,说着我们家刚搬入这个村时候的事,说得都是以前的以前、好久好久的事,也都是些儿时记忆犹新的事情。这时,母亲突然搁下筷子,不吃饭了。并严肃地说,她最近吃饭时吞饭下去总感到喉部有东西卡着,还说她自己可能是得了喉癌。
饭桌上的氛围顿时转变了,轻松愉快的气氛,瞬间变得严肃紧张起来。
尽管饭桌上,我们一个劲地劝母亲说:“不会是喉癌的。也许是感冒,扁桃体发炎,喉咙那儿就会像有东西卡着难受。”
可母亲不怎么认为,反驳道:“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受凉感冒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会不知道。当我是小娃子!”
母亲一顿发火,饭桌上,我们谁也不敢再说她是感冒了。
年龄大了,或许是想引起子女们的重视,非得说自己得了癌。这也是当代老人的通病。
这是当时我和二哥这么给母亲定义的。
回来后,一连几个晚上,我都没有睡好觉。二哥说他也一样,没有睡好。
最后,我决定请同学帮忙,请她带我们去她当年读大学的附属医院给母亲做个全面检查。这个附属医院在全省有很高的知名度。
之前,二哥就和我商量,要查就到好的医院去查,一次性查清,到底是不是喉癌。所以,不想在家门口小医院检查。
我想我欠二哥的,正好我又在家没有外出打工,那我就带母亲去检查吧。
我找到同学,同学满口答应了,说她请假一天,亲自带我们去。
可是全部都安排好了,就是检查的钱没有着落。
二哥说钱,他拿。我,只出力。
本来,我可以自己出钱,可是那时候,我们家真的没有钱,生活一个月套一个月,有时甚至还套不过来。我想去医院检查,至少要带2000元吧。
我把去医院检查的时间都安排好了,头一二两天就告诉了二哥。希望二哥尽快把给母亲检查的钱给我。
可是二哥迟迟却不给我钱。
直到去检查的那天早上,二哥依然没有把钱给我。
头一天,我就打电话给母亲,让母亲提前一天到我家来。第二天就从我家出发去医院。这样方便些。母亲接到电话后,头一天晚上来我家了。
晚上母亲来到我家后,我又打了一次电话给二哥,说:“姆妈来我家了,准备和同学一起明天去医院检查。”
他说:“好的。钱,我拿。”
我说:“好的。快点。”
第二天一大早,同学打电话给我说:“我准备好了,可以出发了。走早点,不要太迟,太迟了,怕老师下班了。”
我说:“这么早,你还没吃早饭吧?”
同学:“我吃过了。马上出去,我们在车站集合。”
我说:“好的。”
这时,我真是心急火燎,因为钱还没有弄到手,我身上仅有不到200元,这钱还不够我们三个人来去车费,更不用说检查费了。总不能让同学掏钱出路费,出检查费吧。
大清早,我在家急得团团转。又不好轻易给二哥打电话。
正在我急得在家直跺脚时,同学又来电话了:“我到了,你们什么时候到啊?”
我说:“一会就到。”
挂断同学电话,我和母亲下楼,我叫了辆出租车,让母亲先坐车到车站跟同学汇合。
我对母亲说:“姆妈,你先去车站,同学已经到了车站了。你一去就能看到她,她说她就站在车站门口。”
把母亲送上出租车,我就开始给二哥打电话,一个电话二个电话三个电话,无数个电话,他都不接。
最后,没有办法,我只好打辆出租车到二哥单位去了。
二哥见我来了,尴尬地笑着说:“我身上也没有钱,我来跟会计借点。”
说着,二哥趴在办公桌上写了张欠条,跟会计借了1000元。
我在二哥办公室的时候,同学在车站也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催我。
同学问:“你在干吗?现在都快9点了。”
当然,我是不会跟同学说因为没钱的原因。
每次同学催我,我就说:“有点事,有点事。一会儿就来,一会儿就来。”
在二哥办公室拿到二哥借的1000元钱后,我打了辆出租车,飞奔车站与母亲同学汇合。
来到车站,同学已买好了三张票。
我把票钱给了同学,同学客气不收,我说:“哪里让你买票,你能陪着我们,我已经很感谢了。”
说着,我硬把钱塞到同学手里。
由于,一连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早上到现在也没有吃东西,也忘了吃晕车药。坐在大巴车上,我头晕目眩,胃里翻江倒海,全身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