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低声对周扬说：“我知道，一眼都看出来。你看，坐火车出门办事的，都带有大包小包的。出门啥也不带，一会儿上车，一会儿又下车。不是小偷才怪呢。”
这次出门进货，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经验，处处小心翼翼。
下了火车，我们不敢在火车站逗留，直奔目的地。这个火车站那时是出了名的贼城。
在车上总能看到些，年纪轻轻的小伙子，穿得西装革履，三五结群，不断地在各个车站上下车，交头接耳，目递传息。这样的一群人一看就不是好人，一准是小偷，都是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总想不劳而获的年轻人。这是母亲早年在家与父亲谈话时，我在旁边听到的。
有一年冬天，父亲同往常一样去城里基督教堂做礼拜。由于父亲识字，又会打算盘。父亲由母亲带入教会不久，父亲就做了基督教堂的会计，又做了镇教会的讲师。那天，父亲背着半新的绿黄色的书包，穿着讲究，从教堂做完礼拜出来，又到街上转了转，但并没有买东西。之后，父亲就坐车回来了。回来时，已是下午3点多钟。父亲一回到家，就开始换衣服，这一身衣服是父亲专为做礼拜而定做的。不一会儿，父亲像瘫痪一样，瘫坐在骑子上一动不动。这时母亲从外面进屋，看到父亲这个样子，连忙问父亲：
“你怎么了？把教堂别人捐的钱丢了？还是把圣经讲掉了一段儿？”
父亲面无表情地回答：
“没有，别人捐的钱都是小钱，我用塑料袋装着放在书包里，和圣经书放在一块，没有丢。”
“那是咋啦？”母亲紧逼着问。
父亲这时急得带着哭腔说：
“身上的现金和存单都丢了。棉袄口袋里空了，钱包没有了。”
母亲问：“在哪丢的？”
父亲说：“不知道。”“出了教堂的门，我只是到街上转了一下，是准备买东西的，想想还是过年我们一起上街再买吧。接着，我就坐车来了。”
母亲：“那就奇怪了，没有买东西，钱包根本没拿出来，怎么会丢的呢？”
我在房间里，听到父亲的钱包和存折丢了，赶紧出来帮父亲找。在屋里四处找。
母亲对我说：“别找了，没看到他回来坐这儿都没有起身吗，包还在他手边。”
父亲有个习惯，从教堂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圣经从书包里取出来，放到衣柜上，把包理整齐挂在大房间的房门后面，再把衣服脱下来，叠整齐平放在他自己的大木箱里。
现在这些东西都一起堆放在堂屋的大桌上。
看上去，父亲无心整理。我一边帮父亲整理这些，一边帮着翻找。
母亲一边思索，一边低声埋怨父亲：“就做个礼拜，你要带那么多现金干什么？竟然还把存单带到身上。丢的好，看你下次还带不带。”
母亲这一埋怨，父亲真的急哭了，擦着眼角，对母亲说：
“哪里知道会丢，下次哪还敢带。”
母亲本不想管，看到父亲这会儿的可怜相。接着又问他：
“在车上，你碰没碰到什么人？”
父亲仔细地回忆回忆说：“没有碰到什么人。就是中途上来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挤到我的身边坐了一会儿，就下车了。”
母亲一拍大腿，说：“小偷偷了。”
父亲一听小偷偷了，更急了，说：“那咋办？”
母亲又问：“现金多少，几张存单？”
父亲说：“现金五百多，四张存单。”
母亲看父亲急得不得了，怕父亲急出好歹来，继而轻声温和对父亲说：
“现金丢就丢了吧，舍财免灾。存单丢了，也没关系。明天带身份证去信守社挂失，存单没有到期，没有身份证，小偷偷了也取不了钱。”
那时，农村存钱都是在乡镇信用社存。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起床了，和母亲一起到乡镇信用社去办理存单挂失。
那次父亲丢钱的经历，成了我识别小偷的有效经验。
所以一路上，我都让周扬坐在内座，我在外座，守着周扬。
下了车，我们就打了出租车，直奔进货地点。
进货地点，是我在上班的第一家眼镜店里悄悄地搞到的。
有一次，店里到货了，一大盒镜片和一大盒成品眼镜在店门口等着签收。人力车司机一声吆喝：
“货到了！”
我赶忙从店里跑出来准备签收。店里一小姑娘抢先了一步，签收后，接过货拿进了配镜室。
她是老板的心腹，是店里专门培养的配镜师。算得上是店里的二老板。
我跟随她进了配镜室，并催促她说：
“快打开看看，进的什么货。看看有没有货单。”
她侧过身子，用剪刀划破包装，背对着我，悄悄地从大盒里取出了进货的货单，放到她穿的白大褂的袖子里。之后，转过身对我说：“你看没有货单。就是镜片和成品镜。”
我假装没有看到这一切，转身回到柜台里。
后来，我用眼角的余光注视着配镜室，看见她把袖子里的货单揉成团，扔进了垃圾桶。
等她出门后，我在垃圾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