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易州的酿酒历史, 这件事得追溯到成祖皇帝还是秦王世子的时候。
因为前朝元正皇朝覆灭的时候，红河以南的朱夏国趁着中原大乱的机会, 出兵侵占了易州南方整整十四个郡，等于是分去了大半个易州, 留给大衍皇朝的不足十个郡，实在是可怜得很。
大衍皇朝开国以后，主要的威胁来自北方, 主要的精力也投向了北疆, 无力顾忌南疆。
直到兴祖皇帝在位期间, 不作不死的朱夏人出兵侵扰易州，被镇南侯上官翊抓住机会打反击，收回了被占去的六个郡。此后朱夏人学乖了, 再不敢轻举妄动, 大衍皇朝没有机会, 也按兵不动。
至于易州剩下的八个郡，是成祖皇帝在他的父皇中宗皇帝废帝自立那年才彻底光复的。
易州多山地, 人口也不算少，长期以来又是半数以上的领土被朱夏占据, 剩余的部分人口众多耕地有限，能勉强养活当地人就不错了，根本说不上有什么结余, 更不可能拿粮食去酿酒。
但是成祖皇帝光复易州以后，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而且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光复易州南部之后, 大衍皇朝按惯例设郡县，又给当地的居民开出了非常优惠的政策。
就是他们愿意当朱夏人，可以带着自己所有能带走的财产南下过红河，朝廷绝不阻拦；他们要是愿意当大衍人，那就登记造册，该分田地就分，该服徭役就服，一切就跟易州其他地方一样。
脱离帝国直接统治两百多年的故土，上面生活的人来源非常杂乱，有大衍人，有朱夏人，有南越人，还有各国血统都有说不清是什么人的，真要全部搞清楚是不可能的，只能看各人的想法了。
但是有一点，是让成祖皇帝父子感到非常兴奋的，那就是比起人多地少的易州北部，新回归的八个郡称得上是地广人稀了，土地的人口承载量远远没有达到上限，可以安置大量的失地人员。
允许原来生活在易州南部的人成为大衍人是一回事，可让他们在哪里生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中宗皇帝吸取之前开拓灵州的经验和教训，把易州南部的原住民大量迁居到了内地，给他们安排土地和房屋，再从内地各州迁了大量的失地人员去往易州，从而达到安抚民心稳定边疆的作用。
易州是大衍境内最靠南方的州之一了，多山多水，雨热同期，粮食产量并不算低。
以前的易州粮食紧张，时不时就闹饥荒，主要还是人太多地太少，单位产量却是不低的。易州彻底光复以后，迁进的人员较之迁出的略多一些，可是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却是大量增加了。
刚开始，中宗皇帝不仅不收易州的粮，还不收税，这是参照灵州的先例。
可是没过两年，兼任太子内君的昭阳侯就说了，易州可以不缴粮，但是不能不纳税。中宗皇帝看了儿婿递上来的折子，马上就准了。灵州苦寒，不特殊照顾不行，易州还是算了，条件太好了。
然而就是这样，易州越积越多的粮食还是让人头疼。据说当时去了易州南部的内地农民，每个到了那边都是大吃一惊，这么好的天，这么好的地，以前怎么就不产粮呢，是不是朱夏人不会种。
这样的猜测大致是正确的，朱夏人的确不是很会种地，至少和中原人比起来是这样的。肥沃的易州南部在他们手里，完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他们似乎认为，一块地一年种一茬儿就不错了。
可在中宗年间，易州不要说一年两熟了，一年三熟都不稀奇，粮食可不就越来越多了。
如果易州的对外交通发达一些，这么多的粮食肯定是要运出来的。易州不缺粮，总有地方缺，互通有无是件双赢的好事。可惜易州周围的山太高太险了，空手走都不容易，如何还能运重物。
最早让易州人酿酒的就是成祖皇帝，这在当时的朝堂上还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因为大多数时候，朝廷是不鼓励民间多酿酒的，有时候还会直接下令禁止，就是害怕浪费粮食。酿酒要用粮食，越好的酒用的粮食越好，用量还不小，都把粮食拿去酿酒了，不够吃怎么办。
成祖皇帝那时还是太子，监国理政总揽朝局的那种，他不顾众人反对，坚持了自己的观点。
成祖皇帝的理由很简单，粮食不够吃的时候当然不能鼓励酿酒了，可易州的问题恰恰相反，他们是粮食多到吃不完，还运不出去，不如酿成酒再运出来卖，总比粮食白白放坏了来得好。
成祖皇帝的初衷是很好的，在当时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说易州的东西不好运，并不是真的运不出来，而是路途艰难成本高昂，若是粮食这样体积大分量重单价低的，运送起来毫无价值。
可是酒就不同了，尤其是好酒，利润高达几十倍乃至上百倍，是能给朝廷增收的。
从中宗后期开始，一直到整个成祖年间，再到睿宗前期，易州上上下下都在忙着酿酒，官家在酿，私人也在酿，还出了“碧玉”和“秋水”两种贡酒，声名远播大衍各地和周边各国。
当然了，成祖皇帝在给易州特权的同时也是给他们划了死线的，必须无条件遵守的死线。就是每年用于酿酒的粮食不能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