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朝廷的田租是“三十税一”，即三十分之一的农业税。
这么大的差距，这些佃户难道不会反抗地主吗？
看起来汉代朝廷的税收对普通百姓是很利好的啊?
然而当她这么问黄安的时候，这个十七岁的少年，笑着摇了摇头：
“哪有这么简单。女郎，于普通庶民而言，难以负担的从不是田税，而是算赋与口赋。”
即是人头税。
人头税，顾名思义，是人就要交。
凡是人丁，不论男女。十五岁以上称为算赋，十五岁以下称为口赋。
算赋与口赋从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始就要交，要追溯源头，黄安就说不清楚了。
算赋于汉初还是很薄的，大家日子都能过。
也不知是从桓帝起还是从质帝起，或是从安帝时便开始了，口赋征收的年龄越来越小。赋钱也一年高过一年。
黄安：“近年来，算赋与口赋一年可不止交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朝廷又有了什么新的名目，便要再收一次钱粮。”
赋税一般来说，是只在每年9月征收一次的。
这时粮食已经丰收，农民手里也有了积蓄，才有能力向朝廷上交赋税。
这种制度在设计的时候是充分考虑了农耕社会现实的，但后续的执行却是不受制度建设者控制的，只要有一个皇帝昏庸，数以万计的农民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黄安：“庶民三年耕种不过蓄一年，哪里来的多余的钱财交多出的赋税？
何况哪又能三年连年丰收呢？三年一荒再平常不过，那便是一分积蓄也没有，不过是勉强度日。
这赋税一加，交了就要忍饥挨饿，不交便要获罪判罚，有的人家忍饥挨饿也交不起，只好卖田卖地······”
黄月英：“那卖了地之后呢？没有了地就能逃脱算赋和口赋了吗？”
“当然不可······”黄安摇头，“既然是按人头算，人在赋便在。即便没有田，田税是没有了，赋还是要交的。”
田地都没有了，哪里来的出息交赋税。
而租下来的田地还要交一半的田租给地主，三十税一都交不起的赋税，二分之一的田租又怎么可能交得起！
要想彻底逃脱赋税，当然也有另一条路——卖身为奴，将赋税转移到主人身上。
汉律规定，豪强贵族家奴仆的人头税是普通庶民的两倍，由作为主人的地主支付，相当于地主买断了奴仆从事农业活动的劳动力，这制度设置的初心应该是为了限制豪强控制人口的数量，但······
汉代人头税的赋税政策，从根本上说，是鼓励越少的人占领更多的土地的。
一份人头税，钱数就是那么多，那他名下三亩地和三十亩地相比，自然是三十亩地留下的产出更多。
田税越低越有利于土地集中到一个人手中，于是土地兼并的主观意愿便达成了。
而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兼并的客观条件也从一开始就没有障碍。
因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和阶梯形的地理条件，中国本来就是旱涝等自然灾害非常频繁的国家，即便是后世那样发达的农业灌溉和排涝水平，洪水干旱甚至蝗灾也都不时发生。
在古代，三年中有一年是荒年是非常正常的，相反，三年连年丰收才是不可能的事，这是古代劳动人民千年农耕生活与自然博弈总结出来的规律。
对于农民来说，荒年就必须通过储蓄的粮食度过，那家庭两年丰收的积蓄就全部没有了。
一般情况下，皇帝会对发生灾害的地区进行赋税的减免。但只减田税只会便宜了地主，而田税低的情况下的人头税，又是国家经济来源的大头。
所以皇帝减不减人头税呢？
就目前看来，最近的两任皇帝，非但没有减，反而为了从民间收敛财富，是在不断加税的。
过于严苛的人头税迫使农民破产，没有了田地的农民如果成为地主名录上的奴仆，就要交两倍的人头税，没有地主会愿意。
而成为地主的佃户则不可能有余钱去交赋钱，于是这些无法调和的矛盾，最终通过农户从这个国家的人口中消失的方式得到了掩盖。
一套从土地兼并到人口隐匿的闭环就形成了。
田和人都到了地主手里，农民从给国家打工变成了给地主打工，百姓没有钱，国家也没有钱。
这其实也是黄家的发家史。
只是啊······
黄安虽然是黄家的奴仆，但其实也是黄承彦教出来的，他对于这些残酷的现实表现得无动于衷：
“就算大汉有钱了又如何？朝廷这些年收的赋税，可曾用在万民身上？”
所以国家有钱了于百姓来说，竟然是没有好处的。
黄安看着女郎：“于民而言，总归是要交上钱财才能保安稳度日的，至于交给谁······”
谁能让他们活就交给谁便是。
而大汉朝，面对那么多隐都隐不下的佃户，还不是默许了。
九月，新的消息传回襄阳，当今天子被废为弘农王，董卓立九岁的陈留王刘协为帝。
消息传来的当天，庞德公一声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