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的北平，在一个僻静的胡同中，有一套朴实的四合院。四合院的三面是灰色的砖房，正屋廊前有一棵开满白色花朵的梨树。自大门望去，在四合院的西偏房，一个身穿浅色棉旗袍的短发女子，正坐在窗户前，手中握着钢笔伏案疾书。
她没注意到，巷子里，此时走来一个年轻的男子。他站在门口，倚着大门，静静地往里远眺。不承想，身后传来两个生冷的字-爸爸。他回过头，看到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蹦蹦跳跳地跑过来，脸上挂着欣喜又腼腆的笑。男子冷冷地转过头去，未做任何搭理……
这个奋笔疾书的女子叫庐隐，那个年轻的男子就是她再嫁的丈夫李唯建，小女孩则是她与前夫郭梦良所生的女儿郭薇萱。
这个世上，遇见一个人，有千万种方式。可是，她却偏偏在最心灰如死的一种方式里，邂逅了这样一个男子。张爱玲说：“人生就像一袭华美的袍，里面爬满了虱子。”她和他的生活，就是如此。嫁给李唯建的四年里，她虽然享受到少有的幸福和平静，但也经受着种种的不如意。他们之间小打小闹是常事，而最不能让庐隐忍受的，便是李唯建对郭薇萱疏离和排斥的态度。
然而，一切的故事，都要从初见说起-
沉浸在丧夫之痛的庐隐，在一次因缘巧合之下，遇
见了她最后一任丈夫-李唯建。
如同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相识一样，李唯建初次知道庐隐的名字，是在某次，他经梁漱溟介绍去拜访北大哲学系教授林宰平，看见林宰平书桌上有庐隐与人合编的《华严月刊》，信手翻阅了几页，竟被她绝世的才气深深吸引。于是，他的心间顿生拜访这位“浪漫主义女作家”的念头。
那时，庐隐年届三十，其貌不扬，而且新寡不久。关于爱情，她早已弃之千里，不报以任何希冀。她曾对“四公子”们说过：“我学静轩，抱独身主义，孤云般自由自在！”但，也不乏追求者。
可是，缘分就是这么巧妙，不早不晚，一切来得刚刚好。
1928年3月8日，庐隐在林宰平教授的介绍下，前往瞿世英家里做客。她万万没想到，这一次稀松平常的聚会，竟然会在她的感情世界里荡漾开非同寻常的涟漪。
初见时，他还是北平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学生。那日，李唯建因为路遥未能守时到来，庐隐面露“一丝不豫之色”。情况百转之下，庐隐问起他的文学爱好和写作情况。他滔滔不绝地谈起拜伦、雪莱以及布莱克和泰戈尔的诗，还说起，自己与泰戈尔有过几次书信往来。她听后颇为满意，便给他留下一个地址，并在地址下方签上自己的大名。庐隐
两个字，在李唯建的心中，还是有惊天撼地的力量的。他们之间，终于有了一次单独会谈的机会。
于是，一张纸条，改变了他的命运。
每逢星期日，李唯建都要从西郊的学校跑到城里来与庐隐相见。偶尔，他们会泛舟于北海，对着茫茫月色，谈心聊天。旧时的北平，颐和园的水榭，圆明园的旧迹，西山幽僻的小径，都留下他们或深或浅的脚印。
他从小就是孤儿，早年丧母，极其渴望“一个好的有力量的乳母”。那时的庐隐，比他年长9岁，在文学道路上又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恰恰成为他追求的对象。
终于有一天，他独自来到庐隐的四合院。
他矜持内敛，所言之处，多是人生和文学。她报以真诚，像姐姐对弟弟一样，尽可能地引导和传达人生经验。他开心起来，叫她“姐姐”“心灵的姐姐”，言语之中流露的尽是崇拜和欣赏。她却避之千里，面对着李唯建的步步靠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后退。
女人的直觉一向是很准的，她隐隐约约能感受到，他们之间存在的，不仅仅是纯粹的友谊，这其中还夹杂着朦胧的情丝，就像是晨间的薄雾，看似迷离，却又本真。
更何况，她之前经历过两段感情。少女之时，她爱上了自己的表亲林鸿俊，母亲和哥哥觉得表亲家里穷，
没有入学深造过，会毁了她的一生。处于叛逆期的庐隐，凭着一腔愤懑，给母亲写信道：“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后来，庐隐毕业后，因为价值观和人生道路的不同，最终与表亲林鸿俊解除了婚约。
1923年的夏天，她与郭梦良在上海一品香旅社举行婚礼。婚后，她发现理想的婚姻生活和婚后的生活竟然是两个天地。两年后，郭梦良因肠胃恶疾一病而逝，她便带着孩子，一个人从福建漂泊到上海，过起了隐世独居的生活。在李唯建没有闯进来之前，她的世界里是一片黑暗，看不到阳光，也捕捉不到清风。
李唯建得知她的遭际后，不仅没有退却，反而更加果敢地去表达自己的爱意。经历过爱情的人，分外懂得这其中该有怎样的痴缠和不幸。痴缠的是，两个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浓情蜜意。而不幸的是，明明深深相爱，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走到一起。
那时的庐隐，在时光的倾轧下，经历过订婚、解约、恋爱、结婚、丧夫等一系列惨痛的挫折。况且，她还带着孩子，是一位单亲母亲。对于感情，她明显比李唯建考虑得成熟和慎重。他们年龄的悬殊，也是庐隐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