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奇、李光地、明珠“啪、啪”打下马蹄袖，纳头便拜：“臣高士奇/李光地/明珠，恭请皇上圣安。”
过了好大一会儿，康熙冷冷地说：“起来吧。”
三人一听，缓缓起身，偷眼向边上跪着的赵御史瞟了一眼，赵御史双目炯炯有神，略一抬眼相对，便知他已然搞定了康熙。
高士奇捋着胡须，心下大定，顿时软了脊背，弯身捡起地上的折子，恭敬地跪在康熙身前，双手奉上折子，平静地奏道：“雍郡王的行程，我等都不知，这些言官倒是消息更灵通，幕后之人这是被逼急了，一门心思都想着让您把雍郡王召回来，可见雍郡王整顿漕运很到位。”
康熙脸色铁青，“你倒是看得清！”
李光地接过梁九功手上的茶盏，殷勤地端在康熙手边，“雍郡王视察河工、整顿漕运，用些非常手段也是无奈之举。这些年，国库每年要拨款几百万两用以修缮河道，但收效甚微。
“雍郡王敢为人先，借江南官场压迫河道衙门，又招揽灾民取缔往日收刮民脂民膏的河工们，实在是明智之举，臣以为无可指摘。
“但恕臣直言，整顿漕运、河工，不再地方、不再治水，而在中央、在吏治、在贪腐，皇上，雍郡王继续留在江南，除却被弹劾、被攻讦，于大清、于您、与雍郡王本人毫无益处。”
清廷每年的财政支出，大体维持在每年3，200万两白银的水平左右，河工费用可排进前三：
第一是八旗、绿营的兵饷，约1，810余万两，占比超过半数；
第二是王公百官的俸银、养廉银等，全年为550余万两白银，占比近两成；
第三是河工费用，约为380余万两，占比一成半至两成。
乍一看不算多，事实上，河工用款数量非常巨大，动辄数十万、数百万两白银。
康熙十六年至二十年，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对黄河河道大加修治，整修徐州附近河堤1，000余里，挑挖清江浦至海口，洪泽湖至清口之淤河，最终将历年近百处决口全部堵塞。
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中运河成，彻底将黄河与运河分开，有效地减轻下游河道压力，之后每年都继续修筑堤坝，疏浚河道，并建立了岁修制度。
同时，又对洪泽湖及其相关河道进行治理，每年至少要投入500万两，用以维修和增筑高家堰之外，对清口附近泄水洪闸、堤坝的改建、扩建工程等。
饶是如此，漕运依旧问题不断——
第一，运河年久失修，河道日渐窄浅，有些地段竟成为了“死河”，重影响了南北的运输。加上旱涝灾害及湖堤决口，造成河道不畅，以致漕运屡次受阻。
纵使多年来，朝廷不断拨出专款用于修理河道，采取“蓄清刷黄”、“束水攻沙”等措施确保漕运；
地方官员也将治河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但也只能解决一时问题，难以根治漕运不畅顽疾，收效甚微。
第二，漕运多年延袭下来，形成了许多弊端，其间中饱私囊者大有人在。
上至贪赃枉法的高官大吏，中有无数层层关卡巧取盘剥，下到多代世袭的船户割锯赢利，许多帮粮船舵设教立派，敛财滋事……造成漕粮成本的不断提高，以致官民交困（看过《天下粮仓》电视剧的，应该能直观地感受清朝大运河漕运中种种弊端危机）。
第三，漕运存在与农争水、河道淤塞等问题。中原地势西高东低，河流多东西走向，但以京杭大运河为主体的运河漕运却是南北走向，中间须连续穿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等水系，地形复杂、工程难度很大的同时，也引发了运河与其他水系争水的问题。
最为突出的就是黄河，由于黄河季节性特点强，至枯水期水量有限，本来就难以保障沿黄百姓生产生活之需。
而为了使漕运不中断，漕运沿途还想方设法向运河调水，或者限制民间截取水源，加上河工贪腐成风，对基层百姓的危害不言而喻。
饶是漕运存在诸多问题，可由于漕运附带了太多利益因素，如大运河漕运的兴盛带动了运河沿线的繁荣，形成了“运河经济”——
沿线的一些转运中心、仓储中心成为重要城镇，漕运关系到无数人的生计。
一旦漕运中断或是出事，最惶恐的除了靠漕帮上供获利的地方官员、勋贵以外，还有大批以漕运谋取私利的派系官员——朝廷为保漕粮运输往往不计成本，不少官吏趁机牟取私利制造了机会。
正因为漕运中产生的各种腐败行为，都蕴含着巨大的利益，各派系官员、勋贵等压根不愿意放手，更不会允许有人动“蛋糕”的，甚至想方设法地维持着落后的漕运方式。
所以，漕运、河道整顿，不仅仅是治水技术、手段上的问题，更多的是利益纠纷、政治斗争。
李光地言简意赅地指出了漕运、河道问题的核心所在，也是在告诉康熙，臣知道皇上头疼什么，臣愿与陛下一同理清漕运、河道背后的利益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