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远的难题在于既要大张旗鼓高调地向关西地区秀肌肉，又要让二人相信自己不是假想敌。
想打瞌睡有人送枕头。
回鹘部落派来使节，控诉党项部落经常劫掠他们的进贡使团，请求天朝上国维护正义。于是，刘知远就派禁军将领王景崇率领数千禁军出征党项，借着维护贡路的名义，向关西地区施加军事压力。
王景崇出发前，刘知远把他召进卧室，屏退左右，私下密嘱：“赵匡赞、侯益的真实想法尚不明确，你去了之后一定要先观望。假如他们真的启程来汴州，你就不要有动作；假如他们拖延磨蹭，你就要见机行事了。”
刘知远自认为这是个万全之策，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他留个儿子的一个大大的定时炸弹。
因为王景崇西行的公开任务是清剿劫掠贡路的党项流寇，震慑甚至干涉长安、凤翔是他的秘密任务，这个秘密只有刘知远一个人知道。一旦刘知远驾崩，那么王景崇在西部边陲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就会被误会。
王景崇就好比是打入黑帮内部的卧底，而刘知远是唯一知道他警察身份的警官。刘知远死后，王景崇就真的成了黑帮分子，很难洗清。
同时，王景崇的“卧底”任务也没有具体的安排，而是自由度相当高的“便宜行事”，不必向汴州方面请求指示，拥有先斩后奏的特权。
王景崇是正月上旬带兵出发的，几天后，刘知远就病重，当月就驾崩了。定时炸弹就此埋下，这是后文的关键伏笔。
赵匡赞应该是真的悔过，李恕还没返回长安，他就迫不及待地踏上了东归的路，不管刘知远原谅不原谅了，我就去汴州了，要杀要剐随他便吧。
赵匡赞于正月二十六日（刘知远驾崩前一天）抵达汴州。
随着赵匡赞的离开，王景崇顺势接管长安，维持地方秩序。这时候，后蜀的接应部队已经进入到了八百里秦川，即将逼近长安。
王景崇只带了几千禁军，担心兵力太少，于是就调发长安本地的驻军以及赵匡赞留下的牙兵，但他又担心这些关西士卒不愿卖命而逃亡，于是打算在他们的脸上刺字。王景崇非常谨慎地先故意“走漏”一点风声，试探军情民意，结果一位名叫赵思绾的军官率先积极响应，表示愿意做一个刺字的人，为大伙做个表率。
见到地方军队如此配合，王景崇非常高兴。可他的副将齐藏珍却暗中提醒他，说赵思绾这人凶恶残暴，难以控制，最好杀了他，以防后患。
王景崇没有答应。
也许王景崇发自内心地认可齐藏珍的说法，但他真的不能采纳齐藏珍的建议。赵思绾不仅是地头蛇（地方军队的代表），更是率先响应号召的好员工，帮助缺乏群众基础的空降领导树立威望、统御群众的好员工，如果无故而杀之，王景崇如何在关西立足？
后蜀这一次是兵分三路，分别接应后汉的三位叛逃者：秦州何重建、凤翔侯益、长安赵匡赞。
王景崇在得到地方军队的支持后，率军主动出击，在子午谷对后蜀军队予以迎头痛击，俘斩三千人，后蜀军队败退，撤退到秦岭以南。
后蜀的中路大军由降将张虔钊率领，出大散关，渡渭水、过宝鸡、接凤翔。当他们抵达宝鸡，与凤翔近在咫尺的时候，内部意见却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随着王景崇反击的推进而持续发酵，并最终导致了后蜀这次北伐的败退。
张虔钊的遭遇非常典型地展示了后蜀内部的分歧与矛盾：
1，尴尬的身份背景
张虔钊是降将。李从珂反凤翔时，他奉闵帝李从厚之命，率军征讨，兵败，投奔后蜀。
当时后蜀的统治者是孟知祥。孟知祥非常重视张虔钊的弃暗投明，一来是因为张虔钊有勇有谋，是后唐时期有名的将帅，深受明宗李嗣源的器重；二来是他可以成为后蜀向关西染指的急先锋。
可是现在后蜀的统治者是孟知祥之子孟昶。
降将——先帝时期的，这两个标签造就了张虔钊在后蜀的尴尬地位，成为接下来一系列矛盾的核心。
后晋末年，张虔钊终于等来了立功表现的机会，孟昶打算趁乱吞并关西地区，便让张虔钊挂帅，率领数万大军，旌旗绵延几十里，浩浩荡荡问秦川，结果刘知远称帝入汴，稳定了中原，孟昶下令收兵，张虔钊无功而返。
如今，后蜀再度出兵，虽然仅与上次相隔不到一年，但蜀兵的部署已经有了非常巨大的变化。
比如，几个月前，张虔钊是关西项目的总负责人。然而就在几个月后的今天，关西项目重新启动，但项目整体已经被拆分成三个模块儿：秦州、凤翔、长安。张虔钊只负责其中之一，也就是说，权力至少被削减了三分之二，由项目总经理沦落为部门经理。
而且，即便是其中一路，张虔钊也未获得绝对的话语权，主子孟昶给他安排了两个“副经理”——韩保贞、庞福诚。
看一眼二人的简历，就知道孟昶的用意了：
韩保贞，孟知祥的河东嫡系，跟随孟知祥入川，此人既是孟知祥的河东嫡系、从龙功臣，又非常明智地站队“太子党”，成为孟昶的嫡系，深得孟昶信任。孟知祥死后，开国大将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