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典三周年期间，徽宗的思想受到了一次洗礼。他从大年初一的大朝会、三周年庆典大会、和巡幸京城时，官员和百姓对他的爱戴、崇仰般的欢呼中，体会到了做皇上的无尽荣宠和无限快慰；同时，他也有了一种特别的认识：上天选定了我当皇上，现在官员和百姓们，对我的这种爱戴和崇敬，是因为对大宋朝建设发展满意，他们的幸福感很强，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生活，能有这样美好的景象，是因为有一个好皇上，是因为皇上英明伟大，领导得好。倘若他们民不聊生，吃穿用度都没有保障，甚至饥寒交迫，在那种情况下，恐怕只有像黄巢推翻大唐一样的农民起义，把他的朝廷给掀翻，怎么可能对自己如此崇敬爱戴？可见自己这个皇帝还是要好好当的，而只有兢兢业业、把朝政打理好、把江山治理好，使国家兴旺发达、江山稳如磐石、百姓安居乐业，那才算是真正的圣君明主，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戴和崇敬膜拜。这些话，太后曾经给他讲过，他在御书房听翰林学士讲课的时候听过，自己读书的时候也读到过，这些因素汇合起来，犹如春天里的一场小雨，冲刷着他的心灵；当然，并没有如洪流一般冲击了他的灵魂，但即使是一场小雨的冲刷，也像是把他浇醒了一般，有了这样一种新的认识，促使他想要改变自己的一些习惯和作风。
正是这种思想的指导，他不再坚持无为而治的为政理念，也不再坚持那种把所有事项，（涉及皇位和江山社稷的特别重大事件除外）一律交给杨光华和蔡京处理的做法。当然导致他有这种思想转变，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梁师成向他报告过，蔡京在任宰相初期和年前年后，提拔了不少自己的人，而且在京郊占了不少的地。梁师成还向他进言说：“宰相作为百官之首，他什么都顺着你，这是好事，但也不完全是好事儿。这样你会对他放松警惕，然后他就会利用你的这一特点，去实现他的一些目标，达到他的一些目的。”
徽宗仔细琢磨梁师成这话，觉得确实有道理。再前前后后捋一捋，他登基之初，之所以把蔡京贬下去，就与很多人反映他太油滑太诡道有关，而今自己已经把他扶上了这么高的位置，那就既要发挥他的优势和长处，同时还得加以限制。如何才能限制蔡京呢？前期，徽宗是采取用杨光华压制蔡京的办法，但现在看来，单纯的用眼下这种办法也有问题。从眼下的情况来看，杨光华是真正忠于自己的，没有私心，也没有半点儿的野心。但是，鉴于杨光华是秘书，并不具体管理朝政，治国理政的很多事都由宰相管。这样想来想去，，徽宗就决定，一般的事交给杨光华和蔡京处理，他们两人必须联合，而且在拍板做主的时候，以杨光华为主；只要杨光华不同意不拍板，蔡京不能单独做决定。但重大的事项呢，他要亲自过问，亲自处理。这样就能有效防止相权超越皇权的问题发生。
这一次，他毫不客气的否决了新建的延福宫项目，并且毫不留情的当场给了蔡京一个下马威，就是他工作方式方法转变的具体表现。而对于这次童贯和朱缅职务的调整，是他最后拍的板，这也是他理政方式转变的表现。
他给杨光华和蔡京专门谈了一次，明确了哪些事项要直接呈报给他，由他来亲自处理，哪些事项由杨光华和蔡京处理，哪些事项发给三省六部去处理，也就是说他给朝廷的工作业务划了三道线标准。由谁来划定这三道线呢？当然就是杨光华了。徽宗亲自看着杨光华陪着他走过了近三年的时间，杨光华的成长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杨光华的学习力，是满朝文武无人能比的。他太能学了，他读了多少书恐怕连他自己都不清楚，他掌握的东西太多太多。徽宗常常自我庆幸，当时把杨光华选到了身边。若没有杨光华的辅佐，这两三年他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挺得过来，所以他对杨光华的信任、器重和倚重就更加的清晰更加牢固。
由于无论朝廷，还是地方以及军队报给皇上的所有奏章，请示汇报材料等等，一律由杨光华筛选，做第一道工序的处理，所以宰相就只剩下跟杨光华一起商量处理他们权限范围内的事项，再就是审核三省六部处理的事项，权力就被大大地限制了。
这样执行了不到一个月，快到端午节的时候，徽宗感觉越来越累，并且这种办法对他是一个很严重的束缚，时间和精力都被朝政的事占用了，自己想做的事，几乎什么都做不成了，就连每遇三和九两个日子到画院去作画，都沉不下心来。不得已，他就又跟杨光华商量，说“光华呢，我这种新的处理朝政的模式啊，看来还是有问题。”
杨光华经历了这次徽宗自己对理政方式的变动，心里又多了一层思虑。汇总一开始变动的时候，是冷不丁突然问他：“光华，这几天有没有重大的事项？”
当时杨光华一愣，但马上就冷静下来，回道：“有。”说着，立即就把西北边防大营，就西夏跟大宋交界处发生摩擦的加急军报找出来递给了徽宗，又向徽宗禀报了一下他和宰相怎么商量、又怎么跟高俅沟通、最后怎么平息的。徽宗听了汇报，觉得很是满意，但是强调说：“从今之后，此类重大事项必须先报朕。由朕作出决定之后，你们按朕的决定再去具体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