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点钱。”
方真真想了想，若有所思地说：“其实他们那样也挺好的，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她刚说完，就被高燕霞轻轻弹了一下额头：“傻了吧你，你这端着铁饭碗有正经编制的人还羡慕没饭碗的人，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如同高燕霞一样，很多东北人都是把编制和铁饭碗的官本位思想深深刻在灵魂里的。
托方真真的福，陈闵明第一次来燕东就收获颇丰。他不仅为自己带来的五金件样品打开了销路，同各家五金店建立了联系；而且还恰好在去‘一栋桥’买军大衣时发现，这里买的衣服鞋帽款式都极其单一，且价格并不低。陈闵明心想，如果我去找到便宜的鞋服，再运过来卖，那肯定会有销路啊！他越想越激动，他又把燕东市内所有的大小市场都转了一圈之后，才在过春节前心满意足地踏上了回老家的绿皮火车。
几个月后的一九八九年五月二日，王彬和方真真的女儿降生在市中心医院，那个女孩就是我。虽然我出生时已经是夏天，却是市政府招待所那一年的第一个新生儿，就连所长和副所长都专门来医院看妈妈和我。我叫所长赵姥爷，叫副所长李姥姥。李姥姥就是市政府招待所之前的办公室主任李红莲，她现在也是我妈妈的干妈。那年春天，李姥姥人认了两个干女儿，我妈方真真和高姨高燕霞。所里的人都说，我妈和高姨是李姥姥的重点栽培对象。
李姥姥在医院里喜欢地抱着尚在襁褓之中的我，笑呵呵地对我妈说道：“这孩子，长得一脸福相，会旺你们，也会旺咱们一所啊。”站在她身后的高燕霞和冯燕连连称是。
我出生那年，确实是市政府招待所生意最好的一年。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一年开始，陆续地有很多南方来的人留驻此地，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他们当中有像陈闵明那样的小商贩，更多的，则是西装革履带着茶色眼镜的商务人士。
在我出生两个月前，燕东市来了一位新市长，这位五十多岁的新市长喜欢穿西装打领带。紧接着，大家发现，十几年来都穿中山装的赵保国所长也换上了西装领带，只是，他的西装看起来不像市长穿的那么考究。
在我出生一个月前，一直在省外经委工作的姥爷突然调回了燕东，开始主导燕东市的招商引资工作。我是在很多年以后才知道，姥爷跟那位新市长是大学同学。
一九八九年，新的市长，新的思路，人们都以为那将是燕东市经济腾飞的开始，一些新盖起的楼就是最好的证明。其实早在一年多以前，已经有一个顶部有着一个大圆球的环球大厦竣工并投入使用。而距离市政府招待所不远处，在电信大楼后身，靠近燕东市最大的百货商场老联营旁，一栋据说更高大的楼已经打上了地基。人们都说那将是一座摩天大楼，有人说那里会是一个比老联营还要大的商场。这个说法随即被其他人驳斥，说老联营那一侧的环球商场刚刚营业，怎么会立刻再来一座商场？又有人说，那里将建成一座豪华的五星级酒店，比市政府招待所还要豪华得多。这次倒没人反驳，人们只是在想，比市政府招待所还要豪华的大酒店。那该要豪华成什么样？
在我出生一个月之后，我爸收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院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可是，他最终却选择了放弃这个读研究生的机会。
我是在十多岁时，家里搬家后整理收拾东西时看到了他当时的录取文件，才知道这件事。那时我已经上了中学，知道加州大学伯克利分院是什么样的存在，我问我爸：“你当时怎么不去美国读研究生？”
我爸醉醺醺地摊在我门新家那个大客厅的真皮沙发上，迷迷糊糊地说：“没钱呗，你知道去那个年代去美国读书要花多少钱么？”
我驳斥他：“胡扯，你明明也申请到了奖学金，况且你跟我姥爷、我崔舅舅、我钱叔叔，跟谁借不到钱。还啥原因？”
我爸打了个酒嗝，叹了口气说道：“还因为啥？还因为你呗。那时候你才一个月大，我怎么舍得离开你和你妈？”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耽误了我爸，也是我第一次发自内心地想好好学习给他争气。
我舅舅方晓峰倒是很争气，一九八九年大连工学院已经改名叫大连理工大学，他年年能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在迎新会议上发言，也年年能拿到奖学金。
可是他的争气并不能换来姥爷的夸奖，姥爷是个寡言且不苟言笑的人，很少流露出肯定舅舅的样子。当舅舅拿到单科奖学金时，他会问舅舅为什么没拿到全科奖学金。当舅舅拿到全科奖学金时，他又会问舅舅为什么没当上学生会主席。
我想，舅舅的逆反心理就是在那时一点点形成的。
一九八九年，市政府招待所新来了一名年轻的修理工，他叫孙玉林。孙玉林中专毕业，早年曾在社会上打零活，后来找人托关系给赵保国递了两条烟，才进入市政府招待所。
孙玉林二十出头，一米八多的大个子，长得白净清秀。他一到来，立刻成了市政府招待所所有未婚女员工的焦点；原本很少有报修的客房部，在他到来后，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