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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攘外?安内?(1 / 3)

崇祯十一年七月,夏,北京城,紫禁城,平台。

自万历中期以来,作为国情咨议,大明历代帝王咨询大臣政务的平台召对,便难见痕迹。崇祯皇帝继位,平台召对便又被恢复,重要政务都是在这里办理。

正值夏日,热浪滚滚,坐于御案之后的崇祯皇帝,一身常衣,不到三十岁的他,容颜苍老,仔细看去,鬓边已经有了白发。

容易上的风霜之色,并不能完全说明崇祯的心情。此刻的崇祯皇帝,脸色阴沉,一言不发,消瘦、憔悴,还有那不易觉察的心力交瘁。

按理说,近几个月来,洪承畴、孙传庭为了剿灭陕西境内的流寇,不遗余力,成效也是前所未有。各部流寇连遭挫折,近于土崩瓦解。

李自成为摆脱重压,率余部三千于六月间退往四川。洪承畴率部入川追击,其部往来山中,防扼通道。几次激战,李部死伤惨重,仅千余人逃入汉中深山密林之中。

朝廷剿抚兼施,流寇大部土崩瓦解,几近销声匿迹,大明朝廷,竟然有了一丝中兴之象。

但短暂的安宁,又怎能掩盖天灾人祸下的民生凋敝、流寇猖獗、东虏暴虐。

自崇祯元年即位以来,大明王朝可谓是时运不济,天灾人祸之下,外患与内忧如影相随。

所谓外患,自然是辽东的东虏铁骑,而内忧,则是来自于陕西、纵横于中原四省,糜烂十几省的流寇了。

崇祯元年,畿辅旱,赤地千里。陕西大旱。

崇祯三年、四年,山东大水。

崇祯五年,陕西大饥。

崇祯六年,京师及江西旱,陕西、山西大饥。

崇祯七年,陕西秋蝗,京师饥,太原大饥,人相食。

崇祯八年,河南蝗灾,陕西大水。

崇祯九年,河南南阳大饥,江西亦饥,山东、陕西、河南蝗灾。

崇祯十年,京师及河东不雨,江西大旱,浙江大饥,南京、陕西多地地震。

崇祯十一年,两京、山东、河南大旱蝗灾,陕西旱。

连年天灾,北地民间民生凋敝,百姓流离失所、病死、饿死者不计其数,更兼官吏失德,横征暴敛,以至于流贼四起,竟成燎原之势。

崇祯八年,流寇气候大成,凤阳皇陵被流寇张献忠所焚,以至于崇祯皇帝不得不自登基以来,第一次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谢罪。

“朕以凉德,缵承大统。意与天下更新,用还祖宗之旧。不期倚任非人,遂致虏猖寇起。夫建州本我属夷,流贼原吾赤子。若使抚御得宜,何敢逆我颜行。以全盛之天下,文武之多人。无奈夸诈得人,实功罕觏。虏乃三入,寇则七年,师徒暴露,黎庶颠连。国匮绌而征调未已。闾阎彫攰,而加派难停。中夜思惟,业已不胜愧愤。”

难道说,他真的是德不配位,以至于天下大乱,内忧外患吗?

崇祯九年,东虏皇太极称帝,改元崇德,改国号为“大清”;改族名为“满洲”;定都沈阳,改名盛京,与大明朝廷分庭抗礼,外患已成心腹大患。

同年,东虏入塞侵明,烧杀抢掠,俘获人畜17万,艳服乘骑,奏乐凯归,清军砍木书写“各官免送”四字,以羞辱明军。

崇祯十年,东虏征服朝鲜,解决后顾之忧,对大明虎视眈眈,侵凌只在旦夕之间。

在此情形下,崇祯十一年,原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之子杨嗣昌入主阁部,四正六隅、十面张网,大明王朝流寇困扰的“内患”,终于看到了解决的曙光。

杨嗣昌主张对后金议和,以时间换空间,对付流寇“内患”,此论一出,举朝哗然。

崇祯十一年五月,工科都给事中何楷上疏,指责杨嗣昌与东虏互市封赏(议和)之说,反被崇祯帝一番痛斥,然则朝堂上下,依然是争论不休,认为杨嗣昌有辱国体,枉对了春秋大义。

杨嗣昌坚持安内方可壤外,为确保安内,暂时对东虏议和,此策正中崇祯下怀。

很快,杨嗣昌被提拔为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其议和之策,已得崇祯的首肯。

杨嗣昌建议求和,以和议争取北边三年无事,集中精力平定内乱。皇帝以为不无道理,但朝野侧目,便指示辽东巡抚方一藻、宦官高起潜仔细斟酌。

为防言官反对,杨嗣昌再次上疏,以为言官只负言责,不知兵部之艰难处境,求皇帝乾纲独断,批复和议。此种做法,却激起了廷臣的大不满。

先是兵部职方郎中赵光扑连上两疏,抨击杨嗣昌和议,极力主战。到六月皇帝提名杨嗣昌与程国祥、蔡国用、薛国观、方逢年、范复粹一起进入内阁参预机务时,廷臣反对的声浪达到了高潮。

詹事府少詹事黄道周立即上疏,表面上弹劾杨嗣昌夺情入阁,实则是指责他主张和议。

黄道周是朝中清流之首,他连续上书,反对和议的言论愈演愈烈,朝野沸沸扬扬,让一心议和的皇帝和阁臣们,立时陷入了困境。

眼看事情闹大,皇帝自然不能装聋作哑,只好平台召对,以正视听。

平台召对,参与者除了照例出席的内阁五府六部官员之外,皇帝特地召来了黄道周。而杨嗣昌因为

遭到黄道周弹劾,本应避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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