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由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导致欧洲英格兰、德国等国纷纷脱离天主教，皈依新教，导致天主教在欧洲本土失去了大批信众。
为了应对宗教改革运动，天主教狂热分子一边发起反宗教改革，组建复兴新的修会，一边向东方派遣大量传教士，向印度、中国进行传教，以挽回欧洲信仰的损失。
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1534年西班牙人圣依纳爵·罗耀拉创立于巴黎的耶稣会。
为了应对风起云涌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耶稣会效仿军队纪律，制定严格会规。
其中修士出来严守“绝财”“绝色”“绝意”“三愿”以外，还无条件服从教宗，执行其委派的一切任务。
自从耶稣会第一位传教士罗明坚以来，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前赴后继的赶了中国传教。
如今由杰出的汉学家利玛窦主管中国教务事宜，他为了降低儒生的警惕性，采取了“合儒”“补儒”乃至最终“超儒”的传教方针。
为此，利玛窦等传教士在翻译教义的过程中，一方面故意不提耶稣受难等传统思想难以接受的情节，另一方面故意将中国传统至高神混入经卷之中。
他声称“吾天主乃古经中所谓上帝也”、“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
利玛窦这手法倒也简单，不过是利用双方信息差玩鸩占鹊巢、李代桃僵的把戏，温水煮青蛙取代儒学地位罢了。
不过，由得你开始，便由不得你结束了。正所谓“当你凝望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着你”。你准备李代桃僵别人，焉知别人不会伺机反客为主？
其实，利玛窦这种手段在耶稣会和天主教内部也有很大争议。不过如果不采用“归化策略”，恐怕连教都传不下去了，所以目前还是利玛窦的方法占据了上风。
张顺先前通过张都督和韩霖对这时代传教士传来的教义也有所了解，他赫然发现和前世他零零碎碎了解的基督教教义截然不同。
他敏锐的发现这时代传教士传来的教义少了一些耶稣受难的情节，多了以儒为皮的所谓的“教理”。
他不由暗喜，心道：“既然你们想以儒为皮，偷梁换柱，那就休怪我狸猫换太子，掘了你们的根子。”
“异端，异端！”洋鬼子高一志闻言像失了智一般强行拉着张顺要辩经。
张都督本就接触过这些“西法党”，对其所谓的天教亦有所耳闻。如今见那高一志失魂落魄，失了上下尊卑，连忙将他拉扯开来，骂道：“汝辈何人，焉敢对舜王如此？”
张顺自顾整了整衣冠，强忍着手指的不适，挥毫写就道：“天乃世上至高神，唯一神，其道至公，无情无欲一无所求！故有凡人妄以己心度天心，妄拟天心为己心，实乃大逆不道，其罪当诛！”
“我为天子，受命于天，当掌人道。故而不得不正其经义，讨其不臣！”
“古人有盲人摸象之事，盖所谓也。天道至大，至极，乃至无穷，岂人力所能穷尽哉？彼辈不过触及毫毛，便曰知矣，何其狂妄自大也哉？”
“我为天子耶，亦不敢称尽知天下事矣，更何况天道乎？”
见张顺辱及天教，那韩霖本来也非常恼怒。只是听闻了张顺这般言论，不由眼睛一亮，心中便产生了几分动摇。
也难怪韩霖如此，一来他本就是同文同种的汉人，精通古圣先贤的文章，对张顺的言辞能够有更深的理解和归属感；
二来，他学习天教最初的想法亦是以“补儒”为主，以“天教”补“儒教”自然是无往而不利，可是张顺却直接掘了两教的根基，则更胜一筹。
原来三代以来，中国开启了宗教哲学化的转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了一些论述上古时期的“天”、“道”的哲学经典。
像儒家、道家的作品皆是此类，由此也开启了古代中国世俗化社会。
而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反其道而行之，试图把已经哲学化的“天”、“道”、“上帝”重新宗教化，神化。虽然这样为儒生开启了一道新的大门，但终究感觉非常别扭。
而张顺的办法却非常简单，直接从根子重新把“天”“道”“上帝”和“神”彻底的哲学化。
天是什么？道是什么？上帝是什么？是自然规律，是宇宙万物，是物质也是意识。
原本传统思想中还残存部分宗教思想的“天”、“道”、“神”、“上帝”等概念，在张顺口中得到了彻底的解放，自然让自幼便接触已经完成七八成哲学化的传统思想的韩霖感觉更为合理和真实。
高一志见自己辛苦传道多年的韩霖都动摇了，不由大吃一惊。他不由仗着自己神学水平发难道：“天主至高唯一，汝又何人也？”
“我天子也！”
“那耶稣又为何人？”高一志有几分讥讽道。
“先知也！”
“错，耶稣乃天子也，亦为天主！”高一志不由笑道，“人类祖先亚当不听信上帝之言，以致人类堕落。天主为了拯救人类，故而下凡为耶稣，代人类受过，受难而死。故而人类唯有‘因信称义’，方可无罪！”
张顺闻言不由练笔挥就了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