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里的其他同学都很安静地写着作业，没有人敢回头看后面。每天下午的最后两节课，教室后面几乎必然会有这种凌辱事件，同学们都习惯了，一个个只能无奈地沉默着，默默地祈祷自己不要成为下一个。
我被他们这么折磨着，但是我没有哭，大部分受欺负的同学一般都不哭，当着全班65名同学的面，哭哭啼啼是件丢人的事。再说，受辱者的哭泣会增加施暴者的快感，让他们更加兴奋，更加觉得这个过程其乐无穷，因此哭泣不但会增加更多身体上的痛苦，还会让尊严受到更大的侮辱，那还不如就这样忍着受着。
有些同学受辱的时候连辩解、求饶都没有，校霸喊他过来，他就过来，校霸打他他一声不吭，校霸打一阵子，没意思了，放他回去，他也就一声不吭地回去。当然这种一声不吭也有另一种风险，让校霸没有成就感，觉得打得不痛快，那他们就有可能持续下去，直到他们满意。怎么能缩短被欺凌的时间，真的没有什么经验可总结，也不能说哪种方法就好，主要还是要看校霸们的心情。
至于我，生性懦弱，保持沉默不求饶不辩解是做不到的，所以在他们施暴的过程中，我低声下气地求饶。其实校霸们最初还会说到原因，还会提起那支钢笔，后来估计施暴者们都忘了为什么要打我，那我也就不需要辩解什么，就只有求饶了。
再往后，随着受辱的时间愈来愈长，人也就变得麻木了，觉得求饶也不会有什么用，就只会用双手捂着脸，只要不被他们毁了容，不要在脸上留下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疤，那么熬过今天，明天就没事了。
漫长的两节自习课终于结束了，随着下课铃的响起，这些施暴者做鸟兽散，提起书包飞奔回家了。不挨打了，或许我该高兴，但是我的钢笔他们没有还给我。没有钢笔，我不能写作业，何况我刚买来没几天的新钢笔，我人生的第一支新钢笔，就被他们这么拿走，我实在舍不得。
回到座位上，我呆坐在那里，牙齿咬着嘴唇，虽然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我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我所伤心的不是他们打了我，而是打了我还没有把钢笔还给我。周围的同学收拾好东西陆续离开，不一会儿，教室里就走空了。我正准备让自己哭出来的时候，一只大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我微微偏了一下头，是坐在我另一边的谭勇浩。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
我哽咽着说：“他们偷了我的钢笔，他们打了我，他们还不把钢笔还给我，他们凭什么呀？”
“别哭了，你用我的钢笔吧，跟他们讲什么理，他们什么时候跟别人讲过理？别哭了！”谭勇浩边轻抚我的背边用低沉的声音安慰我道。
谭勇浩的安慰让我的内心滚过一阵酸楚，这难得的关心在抚慰我的同时又引爆了我的委屈和悲伤，我趴在桌子上放声痛哭，谭勇浩站在我的左边，左手轻轻捏着我的左肩，右手轻抚着我的背，喃喃地安慰着我。
淤积在内心的委屈宣泄了之后，我渐渐平静下来。虽然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却没有任何胃口，我让谭勇浩自己去吃，我想一个人在教室里坐一会儿。
我不知道谭勇浩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安慰我，其实我跟他并不是要好的朋友，我们之间无非都喜欢打闹，经常在一块儿瞎闹而已。如果非得要说我俩有什么特别关系的话，就是那个中午他在讲台上给一群女生唱《祝福》那首歌，他的演唱打动了我，我找一个女生抄了歌词，找谭勇浩学唱过这首歌。再有就是这次滚动座位后他坐在我的旁边。
但是无论如何，赵玉龙离开后这是我第一次挨打，挨打后谭勇浩是第一个安慰我的人。在我的心里，他已经成为了我的好朋友。
后来我用谭勇浩的钢笔写完了作业，他有两支钢笔，不常用的这一支虽然很不好用，但毕竟是一支钢笔，他让我拿去用。用这支钢笔将就着也能写作业，但是，我怀念我的钢笔，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支新钢笔。
我坚信他们并不是真的想偷走我的笔，他们只是想找个由头打我，现在他们已经打过我了，那么他们应该会还给我钢笔，今天没还，或许明天就会还给我。所以写完作业后，我送还了谭勇浩的钢笔。
第二天早晨上课的时候，我反复摆弄着我那旧得不成样子的文具盒，盒子里除了几样要画几何图形的三角板、量角器、直尺、圆规等之外，就只有一支铅笔和半个橡皮擦了。我这样摆弄是想让魏建军看到我的窘迫，从而有点恻隐之心，能主动把钢笔还给我。我叮叮哐哐地把文具盒摆弄了一个上午，几乎没怎么听课，课堂笔记也是用铅笔写的。尽管我这样暗示，但魏建军无动于衷，只是冷冷地看了我几眼。
转眼到了早晨的最后一节课，我想到下午还要做作业，而且我实在想要拿回我的钢笔，于是就趁着老师还在讲台上的时候，我轻声地哀求：“军哥，你就把笔还给我吧，我实在没钱再买钢笔了，你看我这没笔写作业啊。”我想着老师还在，他不会把我怎么样，而且马上放学了，就算他不给我，也没功夫打我，吃完午饭估计就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