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洪灾灾区，一片凄凉。滔滔的洪水退去后，留下的只有满目疮痍。然而，在这哀鸿遍野之中，却有一群人逆流而上，他们就是跟随曹国公李文忠一同前来赈灾的太医院院使戴思恭等一众医师。戴思恭等人此行的目的，不仅仅是救治在洪灾中受伤的伤病号，更是为了研究圣孙所告知的新型天花防治办法——牛痘接种法。这批“训练有素的医生”深知天花的可怕，而传统的防治方法也就是人痘接种法，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死亡率极高，风险极大。经过反复的研究和实验，戴思恭等人终于证明了牛痘接种法的可行性，这些医师欣喜若狂，以为终于找到了一种可以有效防治天花的方法，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方法在推广过程中却遭遇了巨大的阻力。江南灾区的百姓对这种新型的天花防治办法充满了疑虑，甚至可以说是恐惧。他们更愿意相信传统的人痘接种法，虽然风险大，但毕竟是他们熟悉的方式，而那些专门从事种人痘的职业痘师们，则在一旁煽风点火，他们声称牛痘接种法是邪道，会走血，让牛污染了人的血，而人痘接种法才是正道，走的是气。其实从字面意思上讲倒是没说错，旱苗法就是把人痘的痘浆磨成粉吹进鼻子里，而牛痘接种法确实是用小刀划开胳膊进入血液。总之，普通百姓没有辨别力，听多了这类说辞，自然而然就对牛痘法产生了畏惧和排斥的心理，哪怕官府再三宣传，也没人敢于尝试。戴思恭等人可谓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些医师很清楚，如果不能打消民众的疑虑，那么这种新型的天花防治办法就无法得到推广，到时候，死的人会更多。不得已之下，戴思恭决定当众进行牛痘接种实验。江南灾区，天阴沉沉的，似乎随时都会再次降下倾盆大雨。戴思恭站在临时的帐篷前，看着面前熙熙攘攘的灾民，这些人的脸上写满了迷茫，洪水冲毁了他们的家园，疾病又夺走了他们的亲人，如今的他们就像无根的浮萍，没有了方向。戴思恭深吸一口气，他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有多重。他不仅是太医院的院使，更是一名医者，正所谓医者仁心，救死扶伤是他的本能。但百姓的抵触情绪让戴思恭感到十分棘手，他很清楚要改变百姓的传统观念，接受新事物，需要时间，也需要耐心，但更需要的是一次有说服力、立竿见影的实验。于是，戴思恭挑选了一些愿意接种牛痘的灾民，当众为他们进行牛痘接种。接种过程中，他给周围围观的百姓，详细讲解每一步的原理和注意事项，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生命是被尊重的，也让他们对新方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随着牛痘接种的进行，越来越多的灾民开始聚集在帐篷周围，他们或站或坐，静静地观看着戴思恭的每一个动作。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密切关注着这几名就躺在对外开放的帐篷里的灾民的身体状况变化。当看到他们全都安然无恙地度过了危险期，并且没有出现任何危及生命的症状时，戴思恭等人终于松了一口气。几天后，当那些接种了牛痘的人们安然无恙地走出帐篷时，灾民们震惊了。他们看到这些人与之前病恹恹的模样判若两人，这一刻，他们终于相信了牛痘接种法的神奇效果。这次当众实验的成功，让灾区的百姓开始对牛痘接种法产生了信任。他们纷纷前来咨询和接种牛痘，很快，整个灾区都掀起了一股接种牛痘的热潮，而且由于牛痘的死亡率远低于人痘接种法，几乎没有民众因为种痘而死，天花的扩散也得到了显著的控制。百姓对于这种先进的天花防治办法，感到了深深的感激之情。而为了纪念教会他们这种方法的圣孙，江南灾区的百姓在灾后开始自发地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圣孙祠，纪念圣孙所做出的贡献，不知不觉中，朱雄英就多了许许多多的信徒.而后，朱元璋又将今年在京城周边种植和储存的土豆、红薯，统统运往了江南灾区，这些东西虽然没法长期吃，但短期顶一顶饥荒却足够了。但这场洪灾的影响却远不止于此，因为伴随着洪灾的发生，一些在过去被掩盖的很好的蛛丝马迹，暴露了出来。江南是大明的统治腹心之地，所以朱元璋很关心这场洪灾，除了派曹国公李文忠代表他前去江南诸府赈灾以外，朱元璋还亲自把受灾最严重的常州、苏州、松江三府里共四百余名“粮长”叫到了京城，一方面是要对确实受灾的地区进行重点赈济，另一方面也是要确保秋粮的收缴。所谓“粮长”，是朱元璋规定的税粮征收制度下的产物，从洪武四年开始，规定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等地，纳粮一万石左右的地方为一区，指派大户世充粮长，负责征收和解运田粮，除此之外，粮长还有拟订科则、编制图册、申报灾歉、检举逃税等权力。作为最接地气的皇帝，朱元璋亲自在奉天殿外接见了这群人，要他们回去仔细查勘农田的受灾情况，没受灾的粮田照常纳税，受灾粮田里，佃户和贫苦农民可以获得赈济，要他们如实落实，不许玩小伎俩。朱元璋这么说，当然是为了让救灾的钱粮尽可能用在最需要救济的人身上，他是农民出身，太清楚“每次灾荒都是底层官吏发财机会”这个道理了，对于基层百姓来说，如果放任不管，那么明明是遭灾五亩，地方官吏可能只给写一亩，而士绅大户，明明是遭灾一亩，却可以写成十亩，按十亩领了救济钱粮后，士绅大户和地方官吏再三七分账。所以，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