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李笠和皇太子李昉闲谈,谈起一个历史人物——刁雍。
刁雍,为晋(东晋)尚书刁协的曾孙,刁氏于中原战乱之际南迁京口,号为“京口之蠹”。
而京口,为北府兵的驻扎地。
某年,刁雍那家财万贯、良田无数的伯父刁逵,因为一个大头兵欠债还不起,便将其绑在树上当众鞭挞,以儆效尤。
那个大头兵,名叫刘裕。
后来,刘裕发达了,成了执掌朝政的权臣,当然忘不了那次羞辱,于是,刁氏迎来了灭顶之灾。
与此同时,晋国也即将走到末路,晋国宗室司马休之对抗权臣刘裕失败,逃入秦国,刁雍便跟着入秦。
之后逃入魏国,成了魏国的官员。
刁雍主动请缨,到黄河南岸(魏、晋边境)驻防,专门和刘裕对着干。
刘裕代晋建宋,即刘氏宋国,那年,刁雍大概是三十岁。
时光流逝,当刁雍快九十岁的时候,刘宋灭亡。
他看着那个大头兵发迹、掌权、建国,又看着仇人建立的国家,陷入太子弑父、宗室相残、最后被人取而代之。
亲眼看着仇人的家业灰飞烟灭,可谓一大快事,五年后去世的刁雍,想来是死而无憾。
此外,还有一个人,见证了刘宋从建国到灭亡的过程——琅琊王琨。
刘裕代晋建宋时,王琨大概二十岁,作为高门子弟,当时已经当官,为郎中,亲历晋帝禅让、刘裕受禅。
当他快八十岁时,又亲历宋、齐更替,见证了群臣劝进、宋帝禅让、权臣勉为其难受禅称帝的全过程。
所以,刁雍和王琨,是经历或见证晋、宋、齐三代更迭的人。
其实,有这种经历的人不在少数,无非是不出名而已。
而萧氏齐国的国祚只是二十来年,所以经历宋、齐、梁三代的人更多,譬如梁武帝萧衍。
宋、齐换代时,萧衍十五六岁,作为兰陵萧氏子孙,算是齐国的远支宗室,后来取而代之,建立梁国,自然是“历经三代”。
南朝的朝代更替很快,但与此同时,北边的魏国,经历了晋、宋、齐、梁,国祚明显比南边几个朝代长的多,这是为什么?
李笠谈起几个“超长待机”历史人物,以及北魏国祚比南方朝代明显长很多之目的,就是要让儿子思考。
让儿子想想,李氏楚国的国祚,能有几年?
对此,李昉针对南方王朝短命这一事实,给出分析,认为南方朝代国祚短的原因主要是两点:
一,宗室内讧,互相残杀,皇帝和宗室之间势同水火,导致外人有机可乘。
二,地方势力尾大不掉,要么地域军政集团造反,要么地方豪族撺掇出镇宗室参与权力斗争,这就加剧了国家的内讧。
于是,每一次内战,都会导致国力下降,导致失败方的部分官员投敌。
而这些官员每一次投敌、跑到北边,都一些地盘拿当见面礼。
譬如刘宋时投魏的徐州刺史薛安都,导致徐州乃至淮北地区从此沦为北方国土。
萧齐末年,南兖州刺史裴叔业,因为忧惧少帝萧宝卷对自己赶尽杀绝,举州投魏,导致寿阳这一淮南重地落入魏国之手。
而梁国为了拿回寿阳,花了三十多年时间,期间还搞出个大事件。
梁国在寿阳下游淮水河段筑浮山堰,蓄水灌寿阳,结果浮山堰垮,大水席卷下游两岸梁国州郡地区,造成巨大的人员、财产损失。
所以,正是因为南朝历代的不断内讧,导致国力日衰,北境国土不断丢失,国境线不断南移。
说到这里,李昉主动引申出另一个问题:梁武帝建国后,为何宽纵宗室、权贵、高门子弟?
因为梁武帝看出南方朝廷存在的弊病:宗室内讧,地方和中枢内讧,导致北方不断占便宜。
梁武帝看到了病因,开出的药方就是宽纵宗室、权贵、高门子弟,尽可能避免内讧。
朝廷给他们舒舒服服过日子的特权、待遇,甚至违法乱纪都不会受到实质性的处罚,以此换得一团和气。
这一办法,看上去还是不错的,加上梁武帝寿命长,所以在其治下,南方迎来了近五十年的和平,国力大幅上升。
但是,一片繁花似锦的表象下,是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富贵人家的生活穷奢极欲,寻常百姓被压榨得痛不欲生。
与此同时,人才选拔体制虽然有所改进,但九品中正制还在起作用,许多寒族和地方豪族,根本就没有入仕、升迁途径。
即便入仕,也是流外官,想做流内官而不得,可那些高门士族子弟,凭着出身、门第,出仕就是流内官。
武人在战场上拼死拼活立军功,也不过得个低班秩的杂号将军,而世家子弟,骑不得马,射不得箭,一出仕,起家就是高班秩的将军号。
如此不公,导致地方豪族以及寒族产生不满情绪。
当地方豪族、大量寒族发现在体制内,无法争取自己的利益和前途时,当大量百姓被沉重的赋税、劳役压得喘不过气时。
当宗室欲壑难平,不满足于各种特权待遇时,梁国的国内矛盾,已经积累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