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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梁主禅让、新朝建立，国号“楚”，改元“贞元”。
但新君登基未几，其母去世，于是天子戴孝，守丧三年。
春风吹拂，将遍布皇宫的白色吹散，为母服丧的新君，很快便结束丧期，脱下丧服，开始处理国务。
天子服丧，以日易月，所以李笠尚未从丧母的悲痛中完全恢复过来，丧期就已经结束。
听涛阁（御书房），李笠看着资料，眉头紧锁，新任尚书左仆射张铤，向他讲解相关内容。
“转运司的筹建，大概在夏末可以完成，确保秋天各地租赋的转运、调拨”
“提刑司的筹建，同期可以完成，届时，州郡刑狱诉讼事宜，就由提刑司承担”
张铤说着宏图大计，精神抖擞，甚至有些亢奋。
他作为尚书左仆射，为尚书省实际主官，大权在握，可以将毕生抱负施展出来，所以即便天天忙碌，却总觉得精力源源不绝。
自晋以来，朝廷多有弊政，却一直得不到根治，现在，新朝建立，要有一番新气象，那么，彻底整顿“烂摊子”就势在必行。
第一，加强中军，以武力震慑各方。
第二，在此基础上，开始对地方行政制度进行改革：将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二级制。
即裁撤郡一级行政区划，并对部分州进行省并，那些人口稀少的州，并入其它州，设为县。
此举，是针对州、郡滥设导致行政机构、人员臃肿的弊病，许多地方明明只有一县的人口，却设了州、郡、县三级官署，以及三套地方行政班底。
第三，将地方权力一分为三：行政、司法、军事各自独立，不会再出现地方主官军、政、司法一手抓的情况。
其中，地方司法权，由直属中枢的各地提刑司（内有分级）掌握，诉讼、刑狱事宜，这是一个单独的司法体系。
行政权，由没有军权、军职的刺史、县令掌握。
没有军权（即都督某州诸军事）的刺史，又被称为“单车刺史”。
至于军事，要看另一项改革。
第四，考虑到州之间、各地域之间，需要一个主管机构相互协调各州事务（物资转运及调拨、抗灾、赈灾、剿匪、平叛等等），设转运司，主管文事。
而原有的都督区，主官（都督）取消民政职务，专管武事。
譬如，江州刺史一职，是文武双职，其本人，既是江州行政、司法的民政主官，又是江州都督区（辖区大于江州行政区）的军政主官。
改革之后，其人卸去江州刺史一职，留任江州都督，以江州都督的职务，专管军务。
一旦江州都督区范围内出现叛乱、兵变、民变，江州都督就必须派兵处置。
然而，军政和民政分开，分属不同体系的后果，就是相互间协调必然出现问题。
譬如，都督区军队在行政区内进行军事行动，需要征发百姓随军，或者需要组织后勤队伍输送粮草。
若在以往，军政合一，这不是问题，军队主将（刺史），可以很方便的调动辖区民力。
改革后，军队主将没有民政权力，怎么调动百姓、物资作战呢？
新体制下，由转运司来充当民政、军政之间的“桥梁”，而转运司要承担的职责，还会有不少，所以，这一机构十分重要。
军队对内进行治安战，需要转运司协助，让地方官府做好配合，以便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支持军队的军事行动。
军队对外作战，也需要转运司协助，组织后勤输送，满足大军在外作战时的各种后勤需求。
李笠打算将那些被裁撤的郡官以及僚佐，“转职”到转运司体系，算是平级调动，尽可能减低改革阻力。
但考虑到边疆州的情况（需要以刺史、郡守、县令官位来拉拢地方豪强），地方行政区划以及职权三分的改革，要分阶段、分地区逐步实行。
另外，随着均田制的推行，府兵制也会慢慢向各地推行，于是，旧有的都督区制度，也会改革。
当然，这是下一阶段的改革，饭要一口口吃，吃得太快会噎着。
这就是李笠“新君登基”后要烧的几把火，目的是加强中枢对地方的控制，避免地方官大权在握以至于尾大不掉。
出发点是好的，但可以预见，改革后的机构数量和各项开支，不减反增。
而且，地方官府行政、司法、军事一分为三，必然出现三个体系之间的扯皮、推诿等内耗，导致办事效率下降。
严重的话，甚至可能误事。
但李笠依旧要执行这一改革，因为自晋以来的许多制度，其实已经腐朽，不再符合时代潮流，必须改。
不改的话，新朝不过是换汤不换药。
“免费的，其实是最贵的。”李笠说道，将手中厚厚的资料放在案上，“要想有专业的服务，对基层加大控制，必须舍得对应的开支。”
“地方官，文武双职，下马管民，上马管军，军政、民政一把抓，是为了降低行政成本，高效收租赋，更有力的对付地头蛇。”
“否则手中没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