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9年7月从学校毕业,当时中央航校迁至云南，已经改名为空军军官学校。
父亲来昆明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在巫家坝机场，蒋校长为我们一百多名学员颁发证书,颁授空军佩剑。
父亲作为家长代表上台致词。
我们驾驶“老道格拉斯”做飞行表演,意气风发,迫不及待想冲向战场。
大合影里，我站在倒数第二排,从照片看不清脸,后面拉着横幅：风云际会壮士飞，誓死报国不生还。
父亲说他以我为荣,尽管去施展拳脚为国尽忠，但要生还,要平安归来。
我默然点头，却不敢承诺什么。
温琰在大轰炸中失踪,父亲和青蔓遍寻重庆找不到人,她还活着的希望随时间推移越来越低,我已心如死灰。
正式编入作战部队后,我把自己当做尖刀利器,剩下半条命的价值就是对抗日寇，打到底,打到死。倘若有幸活到胜利那天，我会走遍神州大地寻找琰琰,一年为限,找不到的话,就去陪她，免得彼此孤单。
父亲离开昆明前夜与我秉烛长谈,他怕我消沉，刻意避谈温琰，而询问了许多关于前程的话题。当初我报考空军，纯粹是为抗日，可军校的政治课程却让人感到非常不适。他们歪曲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树立蒋校长独/裁思想，对此我始终心怀抗拒。从军效忠于国，并非效忠于某个人物，对吧？
我所见到的，还有党国内部充斥着无能和腐败的现象，后勤部门的长官盗卖零件、汽油，使地勤工作全无保障，飞机经常发生故障。
我们不怕死，不怕苦，更不是没有人才，然而装备落后，远远无法与敌机抗衡。
在大后方，成都遭受空袭的损失仅次于重庆。
我的同学和战友陆陆续续牺牲，有的甚至遗体摔得粉碎，以至于无法收殓。我侥幸活了下来。某次与敌机缠斗，子弹全部打光，就用手/枪射击，最后连手/枪的子弹也没了，我突然下定死心跟他同归于尽，接着迎头撞去，对方却仗着飞机性能的优势巧妙躲开。
我的一位同学，因为飞机陈旧失修，两次遭遇机械故障，不得不弃机跳伞。那些飞机不少是由各界同胞集资捐献，他心疼愧疚，发誓绝不跳第三次。谁知某回警戒飞行返航，他的飞机又发生严重故障，而他没有服从跳伞的命令，与飞机一同坠落地面，机毁人亡。(1)
……
无法排解的压抑将我逐渐变得沉默寡言，我想我成了另一种行尸走肉。
39年底，我随大队从成都转战广西，参加桂南会战，支援在昆仑关战斗的陆军。我们掩护第一大队的轰炸机出击南宁东北40千米处的昆仑关敌阵，夺取制空权，保护我地面部队不为敌优势空中力量所伤或限制行动自由。
1940年初，我在掩护苏联志愿军执行轰炸任务时负伤，数月后成都空战再度负伤，也许战死是军人最光荣的归宿，我等着迎接那一天。
盛夏，青蔓突然带来温琰的消息，把我从死水中打捞上岸。那封电报辗转送到医院，我刚动完手术没几天，想立刻回重庆，刚下地就被护士抓个正着。
此生从未有过的欢喜让我笑得合不拢嘴，他们都以为我精神出了什么问题。
温琰没有死，我媳妇儿没死，还活着！我的半条命也回魂了，胸膛里的心脏重新跳动，血液不再冰冷，我好快活啊！
等着盼着，先等来了父亲和黄芷夏。
父亲告诉我，温琰失踪的一年，其实和朗华在一起，她好像得了癔症，认不得人，言行举止状如孩童。
我简直要疯了。
不能想象她的遭遇，她受过多少罪，吃过多少苦头，而这种时候我居然都不在她身边……陈秋意你真该死！
汹涌的思念令我坐立难安，黄芷夏留在医院陪我解闷，可我总是走神，满脑子都是温琰。
离开上海以后，我们已经三年没见面了。
我想她，想得心乱如麻。
没过几天，父亲给我寄来一沓照片和一句话：温琰和谢朗华已经公开关系，且传出婚讯，你莫再执迷不悟。
我对着照片几个钟头，一个字都不信。
黄芷夏很仗义，先前求爱被拒，还愿意帮我策划偷溜出医院。等我回到重庆，没曾想，温琰竟然已经离开。她再次将我半条命带走。
青蔓对朗华恨之入骨，而我也不知如何面对她，我必须亲自找朗华问个清楚。
为什么是温琰？他为什么偏找上温琰？难道一切还不够糟吗？
起初我并不想对朗华动枪，可当他气定神闲地坐在我面前，讲述他和温琰这一年多的生活，饮食男女，相依为命，很多事情他没有描述细节，但想象空间已经足够将我杀死。
而我还在尽力克制。
直到朗华说起温琰被囚禁歌乐山，跳窗摔断腿，为了走出去甘愿用美人计向他服软……我掏出手/枪，朗华亦然。
“砰！”
“砰！”
我们曾经是最好的朋友，情同手足，肝胆相照……
——
回到成都不久，日军来犯，其秘密研制的零式战斗机出现在中国上空，这种新型日机反应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