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校长好！”
“周先生好！”
师生们纷纷问候，不过目光大都落在周赫煊身上，反倒是做为校长的刘湘没多少人关注。
刘湘介绍说：“这是吕子方吕先生，重庆大学的教务处长。”
“吕先生你好！”周赫煊伸手笑道。
吕子方连忙握手问候：“早就仰慕周先生大名，今天难得有幸一见。”
吕子方身材瘦弱，带着圆框眼镜，标准的民国知识分子形象。他是沙坪坝人，也是重庆大学的创始人之一，几年后重庆大学从菜园坝迁往沙坪坝，跟吕子方有很大的关系。
吕子方是个全才，死后留下遗作30多种，涉及天文、历法、力学、声学、气象、地震、数学、考古、医学、生物等诸多学科，被世界科技史权威李约瑟誉为“对中国科技史研究有真知灼见的学者”。
刘湘又介绍道：“这位是重庆大学留法勤工学院院长汪云松先生。”
“汪院长你好！”
“周先生你好！”
汪云松年纪比较大，已经50多岁了，他曾多次组织四川学子留法勤工俭学，其中就包括有邓公、陈帅和聂帅。
用陈帅的原话来说，汪云松为新中国培养了三位副总理，这真的是一位传奇人物。
刘湘介绍的第三位叫吴芳吉，江津人士，雅号“白屋诗人”。
此君是个神童，三岁时便能背诵《诗经》中的《周南》、《召南》等篇。其父经商破产后，全家搬到贫民区，因为邻居贩毒聚赌，他父亲便用木牌写“白屋”挂在墙上，以示清白传家，吴芳吉遂自号“白屋吴生”。
吴芳吉年仅10岁时，其父因商务纠纷下狱，他自作讼状为父申冤，居然成功将父亲解救出来，一时间在重庆传为美谈。
关于吴芳吉的奇闻异事还有很多，他读清华留美预备校（清华大学前身）时，因抗议洋人教师侮辱学生而被开除，幸得吴宓等人资助才有钱离校回家。在回乡途中，吴芳吉又遇到战乱，因路费用尽，只得步行乞讨，耗时五个多月、绕行三千多里才回到重庆，途中作诗七十余首、日记数万言。
“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
这就是吴芳吉的诗，其作品以古诗词居多，常常描写民间疾苦，但也有些半文半白的“新诗”。
而且这位先生喜欢写长诗，成名作《婉容词》只是牛刀小试，他歌颂十九路军抗日的《巴人歌》足足1500字，颇有些抗战《长恨歌》的意味。
“周先生，雨僧（吴宓）兄在信中多次提到你，你的鼎鼎大名，把我耳朵都听起茧子了。”吴芳吉开玩笑道。
吴芳吉和吴宓是清华同学，两人交情颇深，长年保持着通信联络。
周赫煊抱拳说：“雨僧先生也常常称赞吴先生的诗作，我对先生慕名已久。”
刘湘又介绍了几位，都是些在川内颇有名望的文化人士。
周赫煊遂向重庆大学捐赠了十套《全球通史》、十套《大国崛起》和十套《菊与刀》，并在刘湘等人的陪同下，参观重庆大学的图书馆和教室，还观看了重庆大学校队的足球比赛。
下午四点半，周赫煊便站在操场礼台上做演讲，他看着众多师生学子说：“前两天，我见到了卢作孚先生，跟他聊了一些关于日本的事，我们都非常忧心。卢先生去年到东北考察，写了一本《东北游记》，里面记载着一些他亲眼目睹的状况。他发现，大连已经成了日本人的大连，码头、学校、商店、工厂、铁路……到处都被日本人霸占，而且经营得井井有条，扩张速度非常快。卢先生还观看了日本人建造的满蒙资源馆，但凡东北所产的动植物，统统被日本人搜集陈列制成标本，各种物产的出产数量被调查得清清楚楚，甚至还列表统计，附有详细的图文说明。”
台下师生有的面露疑惑，不知道周赫煊说这些干嘛；有的则神色愤慨，显然是经常关心时事。
“日本人，已经把东北视为他们的地盘，未来，还会把整个中国视为他们的地盘！”
“老师们，同学们，日本侵略中国已经迫在眉睫了，一旦两国开战，中国究竟有几分胜算？四川是中国的大后方，也是国人坚守的最后堡垒。我希望，诸位能够学有所成，努力把四川建设得更加富强，把这座堡垒建造得更加坚固！”
周赫煊的演讲还在继续，内容无非还是那套，不管地强调灌输抗战思想，强调日本必然侵华、中国必然胜利的观点。
他说的这些话显然超前了，但再过几个月，想必很多人都会明白。
对于九一八事变，政府和军阀或许反应迟钝，但不代表所有国人都是这样。历史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各地包括海外华人都极为愤慨，继而建立起各种各样的抗日救国组织。
比如卢作孚，就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三个月后，号召成立“重庆救国会”，发表救国通电，讨论救亡对策，宣传鼓动抗日，组织开展募捐，支援前线抗战。
最积极的莫过于日本留学生，他们在“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之间，费心搜集关于日本的各种情报，将日本的社会、风俗、经济、教育、军事、舆论、政治、历史等相关消息，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