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演讲, 一场刺杀, 载湉成为了三个月之内连续两次震惊全国的男人。
全国范围内的各种报刊又一次大卖，“光天化日行刺一国之君, 到底是谁这么胆大包天”成为全国百姓共同的焦点话题。
当然，比起各国势力博弈这么遥远而烧脑的话题，普通老百姓更喜欢传奇惊险一点的故事。
一日之间, 全北京城茶楼酒肆里的说书人, 编出了几十个版本的皇帝遇刺记。“皇上手持两把遂/发/火/药/枪, 左右开弓，连发七七四十九枪，弹无虚发全歼刺客”的话本，传遍全京城。
监管放松一点的地方，更是有小报登出了《震惊！皇帝微服出宫，竟是为了她》或者《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私会情人险遭暗杀？》之类的标题。
开局一支笔, 故事全靠编, 颇有后世标题党软文的风采。
“啊啊啊，这都是什么玩意儿？”载湉看得抓狂不已，若桐去拿个毛巾的功夫, 就见他臊得连脑袋顶都沉进浴桶里, 只留一只受伤的胳膊搭在沿儿上，郁闷地在水底下吐泡泡。
若桐毫无同情心地捧腹大笑。没办法，担当得起人民群众多少爱戴之情，就要承受得起人民群众多少八卦之心。君不见, 日后世的英国媒体连威廉王子内裤的颜色都敢意淫，这才到哪儿啊？
若桐忍笑唤他：“快出来，待会再呛着。”
载湉靠在浴桶沿上，仰头叹道：“真倒霉，这么丢脸的事，还非得传得全国都知道。”
若桐拿毛巾卷起他湿漉漉的头发，笑道：“您往好处想想，至少再也不会有人阻止我们使用火器，训练新军了不是？”
日本人总爱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但暗杀其实是个很蠢的主意，很容易激起对方报复之心。
前世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人在皇姑屯炸死了东北王张作lin，满以为能够让东北大乱，结果反而逼得张作lin的儿子向中央政府投诚，东北易帜，两强合一，联起手来对付他们。
这一次也不例外。他们想组建新军，最大的障碍其实来自保守的社会风气——满人尊崇祖先，坚持用老祖宗传下来的“弓马骑射”打天下，不肯接受新式火/器。
结果，光绪带出去的三十多个精英带刀侍卫，在刺客的近距离□□齐射中，没有一炷香的功夫就全给对方送人头了。巴雅尔的一支左/轮/手/枪，却救了他们的命。
文廷式故意放纵小报乱编故事，就是为了把这个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这是日本人做的，但是这种敌人隐藏在暗处的感觉反而助长了国内的恐怖气氛。
巡抚总督们难免会想，如果是想扰乱大清的敌对国家干的，那他们会不会也冲我们这些朝廷重臣下手呢？
宗亲王公们也想，妈呀要是白莲教或者太平天国余孽，这些反满反清的势力干的，那我们也姓爱新觉罗呀。他们动不了皇上，会不会来杀我呀？
连皇帝身边的侍卫都是这个熊样，那我们岂不是更成纸糊的了？
一时之间，各省督抚纷纷发来请求增加驻军、购置火/器的电报，几乎堆满仁寿殿的桌案。宗室贵妇们更是天天到颐和园嘤嘤哭泣，哀求皇太后派得力的侍卫保护他们，或者开放禁令，允许王府家丁们配枪。
然而太后是怎么想的呢？太后自己也怕啊！
慈禧这个人有一个“优点”，就是相当分得清轻重缓急——在她眼里，自己的小命>自己的权利>国家主权。光绪跟她的矛盾，属于“自己的权利”这个层面。在面临性命之忧的时候，次要矛盾可以缓一缓。
太后召皇帝与众臣至颐和园，迅速通过了组建配备火/器的新式城防军的提议，但是谈到怎么组、由谁组这个问题，场面就陷入了微微的凝滞。
拜康熙去世的时候一言不合围了畅春园、拥兵继位的雍正爷所赐，清朝的历代统治者都对京畿护卫这个问题，看得比天还重。
这支即将组建的新军，配备了新式火器，战斗力必将远超原来的守卫部队。
如果载湉掌握了这支人马，颐和园就在他的掌控之下，随时可以效仿李世民玄武门之故事，分分钟请太后退位养老。
如果慈禧掌握了这支人马，光绪就永远是她手下的儿皇帝，一言不合就可以圈起来，当人形盖章工具使用。
帝后两党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分毫不让，太后想让李鸿章的门生、朝鲜总兵袁世凯来指挥新军。
然而袁世凯这个出卖戊戌变法的头号刽子手，若桐早就在光绪面前，把他祖宗十八代都黑了个遍。况且有巴雅尔在，这个新军总兵的人选，载湉绝不做他想。
他轻飘飘地回太后道：“袁世凯在朝鲜为官时轻浮放纵，纳了好几个朝鲜女子为妾，为人未免有贪酷好色之弊，岂堪为一军之长？”
慈禧道：“水至清则无鱼，皇上也忒吹毛求疵了，将军只要能带兵打仗不就行了？”
载湉毫不示弱地与她对视：“西山大营的郑提督也是老将军了，他难道不会打仗吗？西山的士兵不还是吃喝嫖赌抽？一支军队要有战斗力，必须得严明纪律。可是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