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姑娘、小伙都是二十出头，和校嘉华同龄。年轻人嘛，性子总是活泼一些。
以前，校嘉华来巡店，他们都不太拿她当经理看。开起“姐姐妹妹”的玩笑，总要被老社长骂没大没小。
而这次，或许是校嘉华刚从边疆回来，还有“劳动模范”的加持，社里的几个小年轻都很拘谨，脑门上一个个写着“崇拜”两字。
再加上校嘉华在边疆确实晒黑了一些，她不说话的时候，显得比往常更成熟、严肃，因而大伙也不敢造次，问起话来，都答得老老实实。
可惜，校嘉华没问几个问题，总是被络绎不绝的客户打断。
调研虽不能继续，但她也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比如，城北的客户虽然没有城东的多，但是质量却很好，买布往往拖家带口，一次买好几个人的。用现代话来讲，就是客单价、件单价都很高。
这也是为什么，城北的供销社虽然进店人数不多，但业绩高企，仅次于城东。
按照这个标准，城东群众的购买力，仍有开发、提升的空间，而且不止一星半点。
问题就在于，怎样让城东的群众，和城北一样“大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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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这边的情况，则完全相反。
由于工作时间，不是销售高峰，城南这家供销社的客人并不多，校嘉华不用排队，径直走了进去。
社长加社员一共三个人，都是街道里的临退休大妈。见到校嘉华进来，原本在嗑瓜子、唠嗑的几个人，一窝蜂围了上来。
她们忍不住诉苦： “笑儿啊，我们这新布上来了，偏偏没别的供销社卖得好，这可咋办呀？”
又一个道：“最气人的，还是你的小丁助理，她老想着动我们的货，往其它供销社调。这怎么能行，虽然我们现在不卖，以后还要卖呢！”
大姨大妈们没把校嘉华当外人，校嘉华也不和她们见外。
她诚恳地解释：“阿姨，面料的组合调配，是我吩咐勤勤执行的。咱们县面积大，供销社很多，地域差异又大，货品必须流动起来，才能卖得更快，更好！”
大妈们抓一把瓜子，塞到校嘉华手里，继续唠。
一个道：“笑儿啊，不是我们不配合公家的政策。你也看到了，这附近住的都是老人儿，有的在建国前就是穷苦人家。现在的政府好，每年都给发布票。可他们穷苦惯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结果省到最后，布票都过期了，也舍不得用。”
另一个道：“是啊，新布毕竟贵，再等等，等到十月底。薄衣服不能穿了，他们自然会来扯新布，做棉袄的。”
校嘉华想了想，体谅道：“阿姨，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这样吧，我让勤勤以后调货，都给你们留一匹样布。后期，哪个颜色重新卖起来，再给你们调回来，怎么样？”
这样既顾全大局，又能保证供销社的利益，大姨大妈们都很高兴。
校嘉华调研了一整天，像是有收获，又像是没收获，只能先打道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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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是周末，按照计划，校嘉华要回青河村，回家看校大宝和小石头。
这几天心事重重，她乘车坐到镇上，才想起来，两个儿子想要的玩具还没有买。
镇供销社离车站不远，又是校嘉华的“老东家”，她果断决定，过去看看老同事。
上午当班的三个人，是新老配。于雪莲一个老员工，帮带左学军、会计孙淑芝，这两个新人。
尤其于雪莲，年轻又有经验，工作能力突出。钱玉珠离职后，她是供销社的重点培养对象。社长刘大通、老员工刘二梅不在时，很多事由她说了算。
这几个人都是校嘉华招聘、提拔上来的，大家见到她都很激动。
尤其于雪莲，高兴得扔下手里的活，围着校嘉华团团转，“社长，您怎么才来！”
左学军年龄最小，习惯没改过来，也跟着喊：“是啊，社长，咱们都好几个月没见了！”
孙会计噗嗤一笑：“校同志现在是供销社公司的经理，比刘社长级别还高，你们怎么还叫‘社长’？”
于雪莲和左学军一听，连忙改口叫“经理”。
校嘉华笑道：“你们可别把我叫老了，以前该怎么叫，现在还怎么叫吧。”
左学军：“好嘞，那我还叫您笑笑姐！”
于雪莲走上前，亲昵地挽着校嘉华，她现在没有社恐，不再自卑，工作上甚至还能独当一面，整个人都轻松、自信了。
“姐，您今天过来，是有什么指示吗？我这就去请刘社长、刘二姐，还有谭桂香大姐。今天调休，他们都是下午班。”
校嘉华拦住她：“不用，是私事，你们忙自己的。我只是路过这里，买几样玩具，回家哄儿子。”
大家都知道，校嘉华的一双儿子，是从烈士二哥那里过继来的，因此并不惊奇。孙淑芝是个有养娃经验的，她自告奋勇，给校嘉华推荐了不少好玩意儿。
扫货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