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方向,迪恩巴奎特就知道该怎么说了,喝了口酒,没工夫品味,清清嗓子开始说道,“如果从一位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是一个奇怪的场所:
它是一座巨大的功能性房屋,从四十三大街延伸到四十四大街,占据着《纽约时报》十四层大楼的第三层,内部被一排排灰色的金属桌子、打字机和电话联接起来,几百个人握笔端坐,或者敲击键盘,写作、编辑或着世界最新的恐怖事件。
毫不夸张的说,几乎每五分钟就有一次灾难的报道到达这里,比如缅甸的暴乱,坦桑尼亚的骚动,某国的军事zheng变,或者某某区域发生了剧烈的地震。
但我要说的是,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不会给这个房间里的人留下什么印象。仿佛这么多的坏消息早就渗透了这个地方的气氛,以致这里的任何人都对它产生了免疫力。”
这就是《纽约时报》的总编辑,对本报最有“权势”的部门——新闻编辑部的形容。
如果是普通人听起来,一定会觉得荒诞,但在座的人无不是对这个行业有过接触的,他们知道迪恩巴奎特的描述无比准确,那才是一家报社编辑部最真实的样子。
迪恩巴奎特晃着酒杯,脸上带着莫名的自豪,接着道,“在我们编辑部流传最广的是中世纪的一则寓言:一位旅人遇到三位石匠,分别向他们询问,‘你在干什么?’
第一位回答,‘我在砸石头。’
第二位回答,‘我在做一块奠基石。’
第三位则回答,‘我在建一座教堂。’
这就是我留下来的原因。”
迪恩巴奎特回忆着初进报社时的情景不无动情的说道。
这时,那位男编剧问道,“能说说你对你们报社编辑和记者的看法吗?”
迪恩巴奎特想了想,“首先你要知道,消息如果不被报道,就没有任何影响。
这是我对新闻媒体存在的重要性的基本看法。
在这个基础上,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在我看来大多数记者都不安分,都是喜欢偷看下流场面的人,他们吹毛求疵,喜欢在各种人身上和各个地方寻找瑕疵。
对他们而言,有诱惑力的不是日常生活的健全场面,而是诸如骚乱和抢劫、国家分裂和轮船遭难、银行家流窜到里约和烧死尼姑之类的事情。
荣耀是他们的追求,壮观是他们的激情,而正规却是他们的敌人。”
斯皮尔伯格听到这句话,激动的对编剧说道,“把这句话记下来,我要用在电影中。”
迪恩巴奎特没有理会,继续自己的回答,“如果没有新闻界的介入,ZZ家们就知道他们没有必要发表演说了,民权游行者就会推迟他们的游行,危言耸听者也要撤销他们可怕的预言了。
说到这,我必须要提一下我的偶像,也是我的前辈卡尔范安达,他是上世纪初的时报总编辑,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报人,而且还是一位学者,一位数学天才。
正是范安达先生推动了《纽约时报》扩大对极地考察和航天事业的采访,为报纸在空间时代的形象奠定了基础。
他也是第一个把爱因斯坦的错误公之于众的编辑。”
斯皮尔伯格隐约觉得卡尔范安达是位很好的原型,可以以此为基础塑造角色,于是他拦了一句,“能详细说说这件事吗?我指的是他将爱因斯坦的错误公之于众的事情。”
迪恩巴奎特点点头,“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具体的事情我可以找到当年的报导给你们,报社有档案记录,大概情况是一次在审查一篇关于爱因斯坦的课程报道时,范安达先生发现这位物理学家在一个方程式上犯了错误。”
他在说的同时,编剧正在疯狂的敲击着键盘,打字速度快的飞起。请牢记收藏:,.. 最新最快无防盗免费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