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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久不受得用的苦闷与闲投散置之下，相继归隐乡里是他们大多数人的主要选择了。其中有些人就地开馆授学于亲族和地方以求学问传家，有些则加入到了那些治理的豪姓、民帅麾下，而成为佐僚和智囊，或者干脆成为自立的豪姓之一。</p>
但是，显然现在他们有了一个新的选择，就是加入到这路屡战屡胜几乎无可匹敌的南面招讨行营麾下，而想办法博取一条武功出身的晋升路径。而时任行营长史而总掌庶务的崔致远，无疑就是一个成功的榜样和范例。</p>
而这些来自新罗各地的士人是否能够得用，或又是入得了崔致远的眼中且不提；却也给征南行营带来了更多因为道路阻绝，而已经变得混沌不明的远方消息，以及地方上势力格局相关的种种内情。</p>
比如北方乱党中，最早从尚州起兵的元宗、哀奴，以及声势最大已经占据北原京的梁吉贼军之外；又涌现出来了世达寺（兴教寺）僧人善宗，自称新罗第四十八代景文王的庶子，而率党羽占据了铁原郡（今韩国江原道铁原）。</p>
又有豪酋箕宣自称义军将军而率部占据了竹州郡；还有土豪出身阿慈个假称授命太守而窃据了沙弗郡；松岳郡道使王隆自领为幢主等等；约莫七八股较大的势力，分别盘踞在良州、康州、武州以外其他北面、东面的六州四十七郡之地。</p>
而在这些较大势力的夹缝之中，又有许多股作为相应的附庸，自立观望或又是结寨自守一时的中小豪帅、头领，乃至是辗转于道路的流民、贼寇、山匪水盗，竞相而起争乱厮杀成一团。</p>
因此，摆出一副待价而沽姿态静候王京反响的崔致远，却开始奋笔疾书一份即将随南下船团，再转送长安的扎子《论新罗群贼疏》；也是对于那位王上对于新罗关注和用心的一番交代和反馈，同时也是变相的请教和输诚。</p>
毕竟他在淮南镇入幕的经历，就已经深刻明白了一个道理，凭持刀剑的武力可以消灭敌人和对手，但未必能够解决问题的根源，或者说是一味凭持武力和盲信刀剑的结果，最后只会招来加倍的反噬而走入无解的死结。</p>
而他所引入的“淮南军”固然是在新罗之地鲜有敌手，但是相对于新罗五京九州的遍地群寇而言，却是已经隐隐发展和扩张到了，地方可以维持和供养一个瓶颈和上限了；</p>
目前仅能勉强维持住以金海京为中心，良州（庆尚南道晋州市）南部和康州（今韩国庆尚南道梁山市）东部之间，约长条形平原地带上数郡二十余县的局面。而间接的影响和威慑周边大致数量的郡县，来确保能够征调得到一定的贡赋和徭役。</p>
因此，想要更进一步改变其中已然积重日久的败坏颓势和盘根错节的局面，一切还要看后续的治理、教化手段和局势演变的对应方略；而这一切又无疑要大力仰仗或者说已经离不开，来自中土已成气候的太平军的扶持和支援。</p>
因此，在这份例行的文疏当中统计和归总了新罗国内的反乱势力分布、构成。根据这些地方豪族的来源各不相同，大体上数来可以分为这样几类，即落乡贵族出身者、军镇势力出身者、海上势力出身者和村主出身者。</p>
落乡贵族的出身源自五小京的设立，本身就是当初为了用来迁走和安置，在王京繁衍过多而难以授官的圣骨和真骨、上头品之家，及其附属的支族、豪民、奴婢，以“别称官名，位视京位”，而就地另开宗庙合称“五庙制”。</p>
这也是自惠恭王金干运被叛臣金志贞随袭杀，而导致王室主干——武烈王统绝嗣之后，上大等金良相、伊飡金敬信、各支小宗争夺王位的内卷化和旷日持久反乱的根源所在；大量被卷入其中的圣骨、真骨之家，也在贬斥、流亡和逃难中进一步的下堕家门，而变成地方上的六品头甚至是四品头之家。</p>
因此，这些落乡贵族虽然也许能保留京位官等，但是再也很难进入中央官界，地位低于留在金城的王京人，只是比一般地方民地位高而已。这些落乡贵族以自己的食邑、禄邑或牧马场为经济基础，以田庄为中心行兼并、蓄奴之事，逐渐成长为雄霸一方的地方势力（豪族/豪强/豪帅）。</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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