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本地人，知道当地的规矩和习俗，就赶紧进来保驾护航，替他拿了一百元的钞票给了响器班的人。否则一个堂堂的县高官要在一个小乡村里丢大人了。
如果过事儿的人家有三四个儿子，而且个个有本事，有身份、有地位的朋客多不计数，响器班仅仅这个额外小费的收入就相当可观。所以有实力受欢迎的响器班，里面成员的收入也是不菲的。
程戬混得不好没钱的时候，看到人家五十一百的票子往口袋里装个不歇火，心里羡慕得要命，直赞叹人家有这个发家致富的本事。
响器班里的人，都是脸皮特厚，嘴特能说会说的角色。女成员的脸皮更得是厚如城墙，导弹都打不透，还要善于撒娇卖乖，献媚取宠，卖弄风骚。长相应该说得过去，最好是妖娆妩媚动人心弦人见人爱的那种类型。还得会煽情，会创造气氛，能巧舌如簧，狐媚撒娇都得在行。长相一般也可以，只要有脸皮，敢说会吹，说起谎来朗朗上口，不让人一眼看穿都能多得小费。恭维得再肉麻，甚至达到了黄色的地步也问题不大；哄得客人心甘情愿多掏钱就是一种本事。
世上的人形形色色，千姿百态。你天生是吃什么饭的，就好似老天注定一样；真不是强求的。程戬纵是羡慕人家响器班成员的高收入，但他没有干这一行的一点潜质，也只能望洋兴叹而已。
等所有客人都祭拜过后，就是发丧（也叫出丧）的时候了。孝子们在家集体祭拜后，会有人把早已做好的孝棍——把高粱杆截成一米多长，上面粘贴上细小的草纸条，整个看上去毛茸茸的样子——一人一根发到孝子手里；大堂兄则会得到一个长长的幡子。农村中所说的打幡儿，就是手持这个物件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头，引领着灵柩往前行。只有长子才能有这个权利，其他儿子是轮不到的。像二堂兄也是二大伯的亲儿子，但他手里只能拿个孝棍儿。所有的孝子集体大合祭，也只有大儿子上台领祭，其的孝子都跪在后面时不时地跟着大儿子的动作或作揖或磕头。
执事的让人把堂屋门前的灵堂撤去的同时，喊堂的会领着孝子们去大街上祭拜抬棺材的架子。老子的棺椁要放它身上抬到坟地里去，也是一个出力的工具，不能让它白出力，祭拜它也算是犒赏它——孝子们都磕头作揖讨好你了，老兄可得好好干，别操蛋，顺顺当当地把老子送到坟地里去。
这架子由两条长长的粗厚板子（莫如说是大木杆）做主杆，中间部分用小方木板贯穿起来，把两条平行的主杆固定牢固。前后两边各有四个带着铁环的能够灵活拆卸的抬杆。一根抬杆上一前一后需要两个人抬着，整个架子需用十六个人，前后各八个。
以前农村出殡都用这种笨重的东西；现在基本上没人用了。一是现在人都懒，不愿意再出笨力抬这种东西；二是农村里几乎家家有四轮拖拉机，谁家死了人过丧事，棺材往拖拉机的拖斗上面一放，开着往前行比用人硬抬轻松多了。现在出租的出殡车更省事省力，上面有个简单的吊车，装卸棺材很方便。如果出丧时没有响器班的演奏，出丧车上一般有个播放令听者深感凄婉、哀怨、悲凉、忧愁、痛心的乐曲的音响设备；一路播放着前行，悼念的效果也不错。有了能节约体能的途径，谁还出憨力抬沉甸甸的棺材呢！
现在也有提供过事儿用的锅碗瓢勺、桌椅板凳、孝衣孝服、灵车灵棚、厨师杂役等一条龙服务的。主家只需往外掏钱，其他事情自有专业的团队帮你把事情办得稳稳妥妥漂漂亮亮。社会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们都在想着法子挣钱了，为了省事省工，不再拘泥于以前的固有老旧模式；都在马列主义灵活运用。用最有效也最简洁明快的形式达到应有的目的。总之，也算是一种与时俱进吧。
现在政府提倡移风易俗，红白喜事都不能大操大办，不能互相送礼，也是在刹越演越烈的攀比之风，净化社会风气。于是现在县城里过事儿都不敢请响器班了，而是租用一个可以放出多种乐曲的音响设备，可以随心所欲地播放唢呐演奏或者戏曲歌曲，与响器班的效果不相上下，更有异曲同工之妙。
笔者浓墨泼彩且不厌其烦地把农村里曾经存在过或者正在延续的东西展现出来，不是在褒贬什么，而是在叙述一个现象。至于哪种形式更好更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势，更有益于社会的和谐团结，这个笔者不好妄下评论。因为很多事情向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谁也说不好哪种东西更有生命力更符合历史潮流，或者更乐于被老百姓接受。那就用存在即合理的观点看待这些事情吧。
也许笔者所写的当地风俗习惯及模式和操作方式，纵是新阳当地人看了也可能会嗤之以鼻；他或许认为笔者在胡说八道，任意捏造甚至歪曲事实。因为笔者写的也很可能与他那里的风俗有着不小的差别。这个笔者不否认，也诚心实意接受别人的鞭挞。因为新阳当地向来流传着“五里不同俗，十里改规矩“的说法。每个村庄过红白喜事实行的路数，多多少少也都有所差别。更何况新阳市有着四千多平方公里的地盘，将近四百万的人口，沿着蜿蜒绵亘的黄河就有将近二百多公里的区域；而且又是一个相当古老神秘的地方，有据可考的文明就有六千多年，中华龙的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