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
“可能有一点，没量过。”他拿开我的手。
我正想说话，汽车驶过一个月亮形的小湖，缓缓停在一座华灯四射的大厦面前。
招牌上四个大字：翠湖宾馆。
宾馆的大厅有足球场那么大，四面放着考究的沙发，沙发背后种着竹子。我一路跟着他上电梯，进了他的房间。
那是一个套间，中西合璧，极尽奢华舒适。他替我脱下外衣，挂进衣柜。
“是秘书给你订的这家宾馆？”我问。
“是她订的。不过，我也是慕名而来，听说这里的套间设计出自I. M. Pei之手。”
“谁是I. M. Pei ?”
“贝聿铭老前辈，”他说，“我格外喜欢他的内庭采光，而且，我也喜欢玻璃。”
显然，这句话我听得半懂不懂，他笑了笑，解释：“城市的摩天大楼像一只只空间巨兽，只有玻璃可以把它们藏起来。”
他的办公室里摆着三个二十一寸的苹果显示屏，另一张桌子上有一幅巨大的设计草图，旁边是几个空空的啤酒瓶。桌下是他的轮椅，碳纤维框架，非常轻便，折叠起来不到十三磅。椅垫是根据他的身体特制的。沥川绘图有时需要坐很长时间，只有坐在这张轮椅上，才不会太累。
我在想，每次旅行，他一个人走路都够难的，还要带上这些东西出入机场，是不是格外不方便。
“你的手提不够用吗？”我问，“为什么还要这么多的显示器？宾馆连这个都提供吗？”
“不提供，”他说，“我不喜欢看小的显示屏，这些都是我在这里买的。”
“可是，要是带走的话，岂不是很麻烦？”
“我不带走，用完了就捐给宾馆。”
“这个……太浪费了吧？”
“不算浪费，如果能用它弄出好的效果图的话。”他眨眨眼，“有句老话叫什么来着，工什么，器什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就是这句。”他斜倚墙边，看着我。
“什么时候到的昆明？”
“你爸一骂我，听那架式好像你遇到了麻烦，我第二天就来了。”
“那么，”我说，“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在这里，有半个月了。”
“反正我也有很多事要做，很多图要画。住哪里都差不多。”他耸耸肩，表示没什么大不了。
我去洗澡，出来，没衣服换了，只好穿他的衬衣和短裤。趁这当儿他去订了一份晚餐，我狼吞虎咽，一扫而光，都不知道是些什么菜。
“三十晚上，你通常会做些什么？嗯？”他从身后圈手过来吻我。
“吃完年饭，到我外婆家看春节联欢晚会。”
“我不喜欢看电视。电视太吵。我们一起读书，好不好？”他文绉绉地说，“我的包里有一本哈姆雷特。”
沥川一向不这么酸的啊。这是怎么了。我觉得他的脸很烫，呼吸也很烫，手还是热。于是，我说，“什么哈姆雷特，瞧你这样胡言乱语的，你一定发烧了。我带你去看医生吧。”
“不看医生，医生难看。你洗完澡好香，我就要看你。”他让我坐在床上，自己拿着毛巾，一缕一缕地，替我擦干头发。
我探手到他的腰间，解开他的系绊，隔着衣物吻他，他的小腹滚烫，身体迅速起了反应。
我抬手，去解他的衣扣：“站了那么久，累不累？坐下来吧。”
他按住了我的手。
“怎么了？”
“我身上过敏，长了不少大包。你别看了。”他终于说。
我吓了一跳：“过敏？”
我推开他的手，掀开衬衣。
然后，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身上长了很多红色的包，个个有铜钱那么大。除了上身，手臂和腿上也有。我脱掉他的紧身短裤，发现受伤的那侧身体也长着两个，一前一后。
“这么多啊！你看过医生了吗？吃过药了吗？”我着急了。 汽车客运站是一幢白色的大楼，不高，平日拥挤如潮，现在车马冷落。荧光照着青壁，零星的小贩，滞留的行客，一位头发苍白的老人，正一点一点地清扫地上的垃圾。我等了十五分钟，一辆漆黑的奔驰骤然而至，后门打开，走出一位穿风衣的男人。
除了地井盖子不冒烟之外，我怀疑自己走进了《骇客帝国》的某个场景。
我永远可以在人群中一眼认出沥川。他是那么出众，那么独特。不属于这个城市，也不属于我生活的这个世界。
大年三十的夜晚，万家灯火，街道上人迹萧条。
我们相对无言，紧紧拥抱。然后，他捧着我的脸，在灯光下细看，说：“你的脸，怎么是肿的。”
我爸的手特别重。但这是他第一次打我。他倒是偶尔拿皮带抽过我弟，抽得他嗷嗷叫。如果我是家长，打孩子绝对是一种罪恶，可是，凡是我认得的人，人人小时候都被家长揍过，我只好说，这是一种文化。
“肿了吗？没觉得痛啊。哦，哦，是这样的。路上有个小子想抢我的钱包，我打了他一拳，他打我一拳。然后我骑车跑了。”我赶紧拿风帽遮脸。
“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