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所有称职的讲官都务必完成这一任务，如果有人断章取义，敷衍搪塞；或者以赞誉之词逢迎，恭维皇帝、太子，就会被判做失职。
胤礽看到这里，心里头对于自己的出阁讲学，也就是“小经筵”的形式和内容，都有了大致的轮廓。只是他对于这种臣子们跪着和皇帝讲学的模式大皱眉头。
大清国的经筵历史，可以追溯到满清太-祖皇帝皇太极时期。羡慕喜爱汉家文化的太-祖皇帝在崇德元年改国号为清的时候，就参照明朝经筵制度，设立了以“研经论史”为主要内容的御前讲席。
而明朝的经筵制度，是沿袭自宋朝。可是，胤礽又从发现，宋朝初期，乃至汉唐时期，讲官们是坐着和皇帝讲经论学的。
不过，让胤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却又理所当然的是，古往今来，最为重视这一学习制度的帝王，居然当属自家皇阿玛。
正值壮年，精力充沛的他不光对经筵讲学没有任何的疲惫懈怠，也没有任何流于形式，疏于表面的意思。每次经筵都是正襟危坐，认认真真，聚精会神的听讲。
可能好学是他的天性，五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要读书，八岁登基后，更是努力的做学问。十七八岁的时候酷爱学习，哪怕是因为勤学过劳咳出了血也没有停止。
康熙十六年，他甚至把隔日进讲改为日日进讲，即使是出宫避暑的时期没间断过。平定三藩的时候，京师不安，机务繁重，翰林院上奏请求他改回隔日进讲，被他严词拒绝，生怕一日不苦学，学问就荒废生疏。
深切了解学习汉家文化对于满清安稳统治的重要性，明白要学好汉家文化就必须重视日讲的康熙皇帝，不光自己数年如一日的坚持每日进讲，还要求他的宝贝儿子胤礽也是如此。
他为了让胤礽能够彻底的吃透四书五经的要义，真正的做到经世致用，早早的学习治人、治家、治国的文韬武略，特意让自己的老师们和讲官们，把他每日讲经的内容进行整理、编撰，制成专属的“日讲”典籍，也就是 《日讲解义》，方便他和胤礽日夜攻读。
《日讲解义》里面的讲解，和一般硕学鸿儒对于四书五经的注释当然是大有不同，它更务实、更详尽，切实的结合当前的为政治民要义，对四书五经进行逐字逐句地解释、分析。
用词严谨、凝练，条理顺畅，笔风恢宏大气，带有一种统治者独有的大局观视角，让胤礽每每读之，都有一种胸中豁然开朗的感觉。
康熙皇帝把自己这些年为君的实践经验，结合儒家的精华典籍，用最详细的文字描述直白的教会他，如何用君王般的眼光，纵览古代典籍的精华，防止宝贝儿子跟着无逸斋的老师们学成了一个只会死读书的“书呆子”。
比如讲《周易》，普通人只会讲解卦象的含义，无逸斋的老师们只会讲如何阴阳和谐，仁爱平衡天下，康熙皇帝讲的却是作为一个帝王，如何掌握事态发展的规律，如何圆融变通的利用这个规律。
讲《论语·八脩》的“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时候，《日讲解义》站在帝王的立场对他做出提醒，为之君者，如果一开始就对大臣们触犯原则的小事儿容忍不出声，后面又优柔寡断不严加禁止，只会让帝王在臣子面前失去威信。侧面解说作为一个皇帝，如何御下，统领群臣。
作为帝王之学的四书五经注释典籍，《日讲解义》可谓是集儒家经典研究于大成，荟萃历代学术精华。对比之下，胤礽儿时看的那本《四书直解》，就是专门给皇太子或者少儿皇帝准备的，最好的启蒙书籍。
明代两朝帝师、万历首辅张居正大人，会同翰林院讲官们，专门为年近十岁的万历皇帝量身定做的，以最通俗的白话文写成的学习读本《四书直解》，获得了康熙皇帝的多次夸奖，“四书直解，篇末俱精实之义，无泛设之词。”
它不光是教导万历皇帝如何克明晰理，还融入了大政治家张居正大人和他的弟子门生等人，对历代王朝兴衰的总结，对重大历史教训的独特见解，以及他们锐意进取的改革思想。
所以康熙皇帝认为，“四书粗解之，则张居正《四书直解》为佳。欲求精意，莫过于《日讲解义》。皇太子诚能通贯此书，自克明晰理，惟视其力行何如耳。”
也就是说，胤礽只要学好了《日讲解义》，就知道怎么做一个好皇帝，只看他愿意不愿意做个好皇帝。
也所以，康熙皇帝和各部官员们制定的皇太子的出阁讲学典礼，就是围绕《日讲解义》上面的内容来进行，而他需要把握的度，就是康熙皇帝平时经筵进讲的精度，深度。
可是胤礽又有一些不甘心，在心里默默的琢磨着，或许他可以偶尔穿插一些引导性的言论，尤其是从这次的大辩论中冒头的一些新思想，新主张，不能被打压下去。
阿茹娜处理完了她的事儿，想着快到午休时间了，就捧着厚厚的一摞礼单进了书房，发现胤礽端坐在书桌后面，眉头微蹙，似乎在专心思考事情的模样，就没有打扰他。
她环视一圈，发现胤礽面前的砚台里面的墨汁还足够，虽然想让他起来活动活动手脚，喝杯水润润嗓子，可也知道他思考事儿的时候容不得别人打扰。
轻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