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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五百五十九章李格非
苏轼愤怒地指出元丰年间李定、舒亶、张璪等人在乌台诗案中构陷自己的罪名，“然犹有近似者，以讽谏为诽谤也”；
而如今两人诬陷自己“诽谤先帝”，则是“以白为黑，以西为东，殊无近似者！”
文章里明白指出：“自熙宁、元丰间，为李定、舒亶辈所谗，及元祐以来，朱光庭、赵挺之、贾易之流，皆以诽谤之罪诬臣。前后相传，专用此术！”
苏轼还在写给王巩的信中说：“某所被谤，仁圣在上，不明而明，殊无分毫之损。但怜彼二三子者，遂与舒亶、李定同传尔！”
而苏油的反应则与大小苏相反，虽然理论上贾易如今已然没有弹劾任何人的资格，苏油还是闭门待罪，并且请中书查阅军机处的敕令和赵煦的御披。
军机处的敕令，是命扁罐前往扬州，将朝廷铁路改线，先通海州再通密登的大事与苏颂详细讲解，同时命苏颂开始预备人力。
而赵煦则认为扁罐新婚，尚在假中就派差遣，在君主使用臣下一道上，殊失宽厚，但是军机处的命令已经下达，于是便效仿当年先帝对韩维的故事，追加一道诏书，命毕观随同。
同时应皇叔赵頵所请，顺便去楚州接杨介赴京任职。
这其实是苏油设置的一道政治陷阱，然而就是有蠢货自以为得计，硬要往里边跳。
之前贾易弹劾苏轼出题不忠的时候，高滔滔就曾经大怒，欲加峻责。
吕公著努力开解，说贾易所言颇切直，只是惟诋大臣太甚而已，因此仅仅罢其谏职，出外通判。
而在退朝后，吕公著对范纯仁和苏油说道：“谏官所言，不可细论得失。顾主上春秋方盛，虑异时有导谀惑上心者，正敕左右争臣，不可预使人主轻言者。”
因为事涉苏轼，苏油当时也不好多说什么，只能点头称是。
然而贾易似乎铁了心要碰瓷，不过这次，注定会头破血流。
中书的反应很快，吕公著亲抓此事，苏辙的问题很快查清，纯属子虚乌有。
而苏轼的诗歌，根本写在神宗去世之前，是因为在常州买了一块山田，兴起而作，这个有当时的地契签署的时间为证。
等到军机处和学士院将给扁罐的敕令和赵煦的敕黄、学士院的诏书公布出来后，贾易、赵挺之算是彻底激怒了所有人，也让吕公著彻底看清了程颐门生的嘴脸。
贾易这是被贬不平，攀咬报复！
他如今的所为，说轻了是仍旧沉浸在过去御史言官可以风闻奏事，不讲规矩，乱开地图炮的迷梦里。
说重了，是在挑战如今大宋朝廷政治秩序的底线，是意图挑起党争！
他们就是朋党！
贾易的目的，明显是意在苏油。
然而苏油治政一年来的作为，不光光是有想法有能力，关键还不偏不倚，彻底贯彻了“三派兼用”的方针。
就连举荐有缺，每次都是一派一个，让高滔滔自行选择，绝对公允，也绝不自作主张。
苏油大公无私的表现，已经得到了朝堂上绝大多数的支持。
由他主持大局，所有人都不用担心因立场而被陷害报复，或者有能力而被刻意打压。
对于经历过王安石、蔡确、司马光执政的群臣来说，苏油简直就如黑暗政坛上的一缕宝贵阳光。
至此御史纷纷上章，力保三苏，议论贾易谄事程颐，默受教戒，附下罔上，背公死党，乞早赐降黜。
庚申，王觌奏：“苏轼、程颐，向缘小忿，浸结仇怨，于是颐、轼素所亲善之人，更相诋讦，以求胜势。
小人近乃造为飞语，有五鬼、十物、十八奸之说，大概不过取一二公义所共恶者以实其言，而馀皆端良之士也。
伏望诏榜朝堂，明示不信谗言之意，以安士大夫之心。”
丁亥，太皇太后宣谕苏元贞、孔文仲、丁骘进对，要求台谏“一心为国，勿为朋比。”
而更大的风潮，在民间掀起。
以往御史掰倒宰执，芝麻小官掰倒当朝大佬，吃瓜老百姓们基本上都是喜闻乐见。
然而这一次，开封府和杭州的老百姓出离愤怒了。
报刊杂志连篇累牍，要求朝廷以唐朝牛李党争为戒。
记者采访了开封、杭州士农工商对苏轼、苏辙和苏油的风评，有名有姓，并且将原话刊载在了报刊上。
三苏的口碑，好到爆表。
汴京工商金融界财大气粗，有的是人力物力，直接将贾易、赵挺之的过往履历事件翻了个底掉，也登在了报上。
贾易幼年丧父，其母纺绩供其读书，人尝以果饵之费与之，贾易不忍花用，积百钱以偿母，当时传为美谈。
但是入仕之后，贾易的财产莫名增加，收入花用与其御史官职严重不符。
还有个细节，大苏在常州购地的时候，贾易正好是常州司法参军，按道理说大苏买地的地契贾易应当过手知晓，诗歌创作日期贾易也应当不会弄错才对。
所以贾易刻意歪曲事实，构陷同僚的罪名，铁板钉钉跑不掉！
赵挺之更惨，他的履历一路都与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