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苍这些对法制熟悉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没有反应过来，尔后才渐渐有些明悟。
……
汉。
众人埋头苦记。
刘彻正在思索。
御史大夫在大汉的权利确实是超过秦。相对于秦朝，在大汉官员职能变化最大的当属御史大夫了，汉文帝时下诏：“制诏御史，其除肉刑。”从此，御史大夫成为全国最高的监察官。[3]
他们大汉也就算了，子孙后辈们沿用本朝祖宗传下来的制度不是新鲜事，但是谁会想哪怕到后世的被称作盛世的唐，最高监察官居然还是御史大夫。
而且相比他们这么粗糙简易的任命，唐朝的监察上有自己的机构、自己的制度、也有自己的防范。唐朝时相关制度和其他官员分了不少原本属于御史大夫的权利，分权，可以很好遏制权利的膨胀，这是想要用人又得防范遏制臣下野心最简单的办法了。
这种做法可以借鉴。
刘彻心里对丞相一直是忌
惮的。
丞相权位太重，威胁了皇权，作为皇帝的他对此怎么可能放心得下。
但是想要分权的话，还得要人来顶上。一个不行，就两个。分权简单，只不过其中的难点其中关键在于……哪里找那么多人来？
难！
刘彻怎么不眼馋他李世民手下的济济人才！
毕竟，相比大汉，唐朝的官员多，可用的人也多。不像他们大汉啊，想要的人才都不够用。
当然，缺少人才这种事，不只是他们大汉。自古如今，都是求贤若渴。连嬴政统一六国之后，也是苦于没有人用。
实在纳闷，唐到底哪儿来这么多的可用人才？
实在不懂。但是想来其中缘由，与那科举制定然是分不开的！
……
【在选官制度上，唐朝实行的是科举制度。
先前说隋的时候曾经提过，它在魏晋南北朝时诞生，但是没有适合自己发展的水土。直到隋朝时期，科举才有了发展。而到唐时，科举制自然更进一步。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诏令“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复，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提出了“每年十月”赴朝廷应试的定期，明确了州、县地方预试，即相当于后世“乡试”的办法，而且不必像隋代那样必须官府举荐。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唐朝的诏书明确了士人可以“投碟自应”，下层寒士得不到举荐者“亦听自举”，“洁己登朝，无嫌自进”，自此正式确定了士人“自举”、“自进”的制度。
唐代有了每年定期考试的制度，同时也保留临时下诏考试的办法，即所谓“制科”。“制”之意义与“诏”相同，即皇帝之令。每年举行的科举考试则称为“常科”。[5]
唐高祖武德五年的诏令标志着以自应考试为特点的科举制度的诞生。】
【到太宗时，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即位后，大大扩充了学院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
UP主一开始就提过，唐律离不开‘礼、法’二字。
唐初统治者将礼、法融为一体，制定了“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平”的唐代法律制度。而唐代行政法规，特别是在选任官吏的规定上，同样深谙影响。
唐太宗说：“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罪；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这说明唐初统治者是把“忠”“孝”这些封建礼教的中心环节作为选官的标准。
唐代的明经考试，着重考核儒家经典，进士考试则重点在于诗赋。考中以后，还须经过吏部的考试，才能正式任命为官。唐代皇帝往往临时定立科目，以考察选任官吏。唐科举各项中，明经科取士最多。但最荣耀尊贵的，却是进士科。这同两科的考试内容有关，
“明经”科虽然有所着重，但是不全考十多部儒家经典，而是分为明一经、两经、三经、五经四个级别，其中，里面还包括《老子》。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规定明经考试加试时务策，考官就当前时务提出策问，考生书面作答。
而唐朝初期的进士科考试为“时务策”五条。时务策涉及国家现实问题，使读书人从故纸堆中爬起来，面向社会，观察、思考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唐高宗时，为进士科加试帖经、杂文，进士科形成了杂文、帖经、策问三场考试制。】
【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远射、马射、步射、平射、筒射、马枪、摔跤、举重等。
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他在位期间，曾在长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录取很多很有才学的人。
唐代制科科目多达一百多个，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等等。应制科试者可以是平民，也可以是科举及第者，现任或罢任官员也可参加。】[6]
……
众人哗然。
五花八门的选拔人才，后世真是教人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