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7日，一篇不足百字的消息《本市第一家个体经营的悦宾饭馆今天开业》在京城晚报头版出现。
记者描述了这家位于“翠花胡同”只有二十五平方米的空间，四张圆桌，十六把长凳的小饭馆。
在9月30日开门营业第一天，等在门外的顾客就排到胡同口，一天接待了不下二百个客人的热闹情景。
第二天，京城晚报在头版又刊登了一篇新闻特写——《“尝尝看”笑语满堂》。
记者以亲历其中的真实感受，对悦宾饭馆的经营情况进行了更为细致地描写。
晚报同时配发言论《尝尝看，好！》。
就这两篇连续报道，一下子在京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京城第一家私营饭馆开张的消息，就如同在一潭死水中投入一颗巨石，引发了中外记者和京城百姓的持续关注。
外国人甚至把这件事定义为改革中的标志性事件。
这不但让悦宾饭馆从此声名大振，四方的顾客慕名而来。
还有不少人从此受到启发和触动，不断加入到兴办私营饭馆的行列中。
据京城工商部门的数据显示，从1980年到1983年间，京城的饭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了上万家。
而悦宾饭馆的老板的郭培基、刘桂仙夫妇俩，不但从此彻底解决了家里两个儿子返城回来找不着工作的问题。
也幸运地成为了被七十七个外国媒体轮流报道过，被市长接见过的改革典型。
而且率先成为京城那少数先富起来的人。
那么这家饭馆的买卖，当时火到什么程度呢？
许多年之后，已然年迈的饭馆老板刘桂仙在上电视节目时，是这么回忆的。
她说自己第一天亲眼目睹买了四只鸭子三十六块钱的本儿，是怎么变成了八十多块钱的。
净赚四十多块啊，几乎让她一宿就没睡好。
第二天，她就又去买了七只鸭子。
此后，每日进货的数量只多不少。
而且这外国人也好个新鲜劲儿。
她的小饭馆经过外国记者采访，很快就有外国人来订餐，还要每人十块钱标准的桌席。
可当年的物价是个什么样啊？。
哪怕大虾、鳝鱼、王八，全挑好的上，也达不到一半的成本啊。
特别是对于一家四口用自己的房子开的小饭馆来说，既没有人工成本也没有房租成本。
那这利润是多是少，就请各位自己掂量吧。
这就是先吃螃蟹的好处，这就是顶上了“第一”桂冠的红利啊。
于此同理，宁卫民这小子除了脑子活、胆子大、敢想敢干以外，他还有充分的商业经验和超前的见识。
在这样一个社会刚刚开始转型，市场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年代。
他这些特质都是这个年代的人普遍缺少的。
因此作为京城吃“信息业务”这碗饭的第一人，宁卫民的创富行为一样占尽了先机，自然就能获得巨大的成功。
甚至由于干的是偏门，他所获取的利润，挣钱的方式，也远比当个饭馆老板更划算、更舒服。
至于说到节后的具体情况，那还真跟他琢磨的差不多。
正因为手里有了《现代青年》这本杂志当范例，他再去跑广告业务就容易多了。
一些规模不算大的冷门刊物的杂志社，态度果然松动了。
《散文》和《词刊》两本杂志，就答应为他刊登广告。
这样等于十月份就有了三家杂志社，为他的业务在全国的大江南北做推广。
只不过人家的要求是必须一连做三期才行。
那么两家加一起是差不多得交八百块，也就意味着宁卫民需要承担较大的资金压力。
他大致算了算，自己从古四儿几个身上收回来二百六。
再加上前后收到了六十多封信，敛在一起有三百二三的。
而自己刚到手的一个月工资，还得用来保证日常开销。
那么他手里其实能动的钱也就不到六百。
可好就好在，家里这边还不断有信寄过来，这业务变现能力很强，变现速度很快。
真把广告打出去，恐怕用不了几天就能填上这个窟窿，
也就是说，他只把备着趟鬼市的钱拿出来暂且周转一下也就成了。
于是这次他没犹豫，不但干净利落脆地把这钱掏了。
而且还专门利用职务之便，以一个杜撰的人名“古岳”的身份。
用每天六元的价格，包下了重文门旅馆的302房间，作为能够摆在明面上的收信地址。
只是一个月就又多了一百八啊。
这是个什么概念？
那就是相当于米晓冉或是宁卫民的仨月的工资呢。
为此，米晓冉是大吃一惊啊，彻底刷新了对宁卫民的认知。
因为自打她懂事儿以来，就没见过身边有一个人能干这样的傻事，愿意白白扔掉这么一大笔钱的。
是，有了这个地址，她代宁卫民收信是免得为难了，几乎变成了可以光明正大的事儿。
可问题是这代价也太大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