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商业文化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儿。
究其原因，还是文化历史不同发展方向，所导致的价值观的差异。
西方人的历史短暂，又长期靠宗教解决精神需求，对于人性的研究和理解比较肤浅。
尤其西方发达国家的辉煌无不建立在殖民主义，烧杀掳掠的基础上。
尝到了霸凌甜头，他们在商业活动中也就一直都倾向于成就取向。
重功利，也信奉个人主义，充满了野蛮的侵略性。
而华夏是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没有神权对国家统治进行干预的土壤。
为统治者掌控国家便利，所有的经史子集几乎都是对人性和人心的理解。
所以就连我们的封建帝王都把自我节制，戒急用忍，当成必要的功课。
非常懂得“和”字之重要，在政治上运用权术，追求的是一种平衡状态。
何况华夏大地的经济基础又是建立在农业文明上的。
华夏的老百姓生活比较稳定，能够较长享受太平年月的安居乐业。
所以华夏民众对政令调度和执行，也远比西方人顺从。
集体主义在潜移默化中早已深入民心。
为此，传统的华夏商人，在商业活动里往往更看重声誉地位和关系背景等因素。
重视与人合作，保持同业和谐，会主动行善举，可以称作归属取向。
至于孰优孰劣？
如果抛开其他因素的干预，只分析商业模式的性价比和对社会的影响，这其实完全就是一目了然的事儿。
但很可惜的是，由于曾经科技水平落后和国家发生动荡的原因，华夏的商业伦理在当代基本泯灭。
已经不再为人所知，不再为人看重了。
而用强盗的方式取得巨大成功的西方商业伦理却被世人推崇，好像成了唯一的真理。
这不能不说，真是人世间的莫大笑话！
不过好就好在，共和国已经恢复了国家稳定，在商业领域也放开了管束，终于为华夏传统商业文化的复苏提供了条件。
像宁卫民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走在这条路上。
他不是不懂得可以用专利去胁迫别人。
要是上辈子的他，肯定毫不犹豫就这么干了。
可这辈子所见所闻，所知所学，已经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
他反而认为这种行事方法是一种急功近利，为自己埋雷的愚蠢选择。
因为他已经体会到真正的商业市场，不论成熟与否，都是复杂环境，受到不同的制约。
任何企业都脱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影响，绝不能只专注自身的壮大。
尤其是对于产品性能差不多，很难做到明显优势的行业，就更是如此。
最终一个企业能否做大做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外部关系和谐与否。
说白了，虽然内部外部的关系对企业都很重要。
但内部管理理顺比较容易，而想要维持好外部关系，却是特别难啊！
西方人的着眼点，完全是本末倒置，给整反了。
而像曾宪梓这样有能力，有才干，又有道德的合作伙伴，完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优质资源。
正所谓强扭的瓜儿不甜，他干嘛非得在人家心里埋上一根尖刺呢？
难道日后还要让皮尔卡顿公司永远防备金利来会回捅一刀，那这样的合作又能维持多久呢？
事实证明，宁为民的选择是对的。
虽然表面上他已经放弃了胁迫的方式，但这种可能性终究是客观存在的。
拥有专利的皮尔卡顿公司始终是占有主动性的一方，能够对金利来的选择形成足够的威慑，即便是达成合作后也是如此。
而且曾宪梓也不能不为此深感承情。
再加上金利来由下及上的商业方向和皮尔卡顿由上及下的商业方向，相向而来。
双方可以合作基础和项目简直太契合了。
任何一方都能从中获得莫大的好处，谁都实难舍弃。
于是当曾宪梓在得到充分的时间，对这份合作计划书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研究之后。
接下来的正式谈判进行的非常顺利，也非常高效。
完全不同于西方人谈判时经常会出现的场面。
没有唇枪舌剑，没有人摔杯子砸碗，没有歇斯底里的拍桌子咒骂。
双方的参与者都知道怎么给面子，怎么维护彼此的体面。
所以几乎是在一团和气里，仅仅花费了一两天的谈判时间，双方就签订完成了大部分的合作条款，可谓成果巨大。
具体说来，双方首先约定共同出资二百万元，组建易拉得领带公司。
由于皮尔卡顿占据专利优势，宁卫民要求出资八十万，占据百分之六十的股份。
而金利来也对此表示认可，答应出资一百二十万，占有四成的股份。
然后双方都达成一致，易拉得领带会以新品牌的独立专柜形式进入京城、沪海、花城、深圳的大商场里进行售卖。
同时还确定了金利来专门负责高端易拉得领带生产，皮尔卡顿用京城的生产渠道负责低端领带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