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仅仅仁安村生产队，哪儿都有离婚的,不知是不是县里领导听到抱怨太多,召集各个公社干部开了两次会，尽量劝和不劝离,以免造成知青们回城后,留下农村大片离了婚的妇女或男同志，再组合家庭的话，抚养孩子就成了老大难问题。
热衷于做思想工作的陆建国没往常积极，转达了公社干部的意思，离不离让知青们自己掂量。
再离婚风潮掀起时，包产到户的政策也逐渐落实了,丈量过土地后，按每家每户的人头算，孩子没落地的通通不算其中，为此村里又有怨言冒出来，肚子里的也是娃,凭什么不算人头,怀着孕的几家人天天找陆建国闹，说陆建国要饿死她们肚里的孩子。
陆建国烦不胜烦，好多事都懒得管,只想尽快落实土地政策后撂担子不干了。
他精神不好，期间还病了场，最后有人看不下去了，伙同几家没孕妇的人家跟那些人吵了起来,孙桂仙也在其中，别看她现在脾气好了，以后也是混不吝的主，气势不输刘云芳，她在地里割猪草，和薛花花抱怨，“孩子没落地就想占地方，想得美，不是我说，这年头多的是怀着没生下来的，凭啥分给她们啊，再说了，陆建国说得清楚，咱村的土地就这么多，肯定先照顾活着的人，孩子生下来吃的奶，哪儿用得着粮食。”
村里分为两拨，家里没孕妇的赞成生出来的孩子才算人头，怀孕的人家觉得怀着就算，陆建国不管事，他们自个儿闹，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要骂两句，孙桂仙在其中算最活跃的了，“人家陆明娃没生下来呢，人家说了，陆建国怎么安排他都接受，就有部分人爱装怪。”
薛花花不想掺和这些事，她家就3个人户口，怎么安排怎么来，她和孙桂仙说，“陆建国说的话不算，得领导干部说了才行，其他生产队不也在闹这些吗，等着吧，过不了多久就有公文下来了。”土地关系到人们利益，各家为了利益争吵是在所难免的，往以后走，拆迁房子赔款不也闹得沸沸扬扬吗？
只要牵扯到利益，小事也会变成大事。
果不其然，没过两天，公社干部就同志各个生产队队长开会，明确指出，怀着还没生下来的孩子不按人头算，不过队长要做好登记，依着孩子出生日期算，先出生的孩子将来先分到土地，意思是生产队若有人死了，他的地方腾出来给出生的婴儿，陆建国回生产队后，马上号召大家开会说了这件事。
仍有叽叽喳喳不服气的人，陆建国懒得多解释，直接甩手，“不服气的去公社找干部，我只负责落实公社干部的指示，其他的别来问我。”
土地是丈量好的，想着是自己为生产队社员办的最后件事，划分土地时，陆建国让每个家庭都派个代表来，土地有远有近，有好有坏，尽量划分均匀，分了靠房子近的地必然有远的地，得了土壤贫瘠的地必然会得到块肥沃的地，尽管有些抱怨的声音，总体来说没再闹出什么事来，就卢红波吵着和刘华仙离婚令人费解，两人结婚时英子妈没消息，隔了很久才扯的证，最近忙着分地，刘华仙对卢红波难得和颜悦色不少，好端端的，卢红波竟说要离婚，这在村里可算件大事。
要知道，刘华仙几辈人的户口是从隔壁生产队迁过来的，离了婚要迁回去，这样仁安村生产队的土地就没她们的份儿，几个人的地方，平均到每个人身上又要多点，都说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亲，为了自己的利益，好多人劝卢红波离婚，早离早解脱，明明自己是一家之主，凭什么还得看她刘华仙脸色过日子。
背后捧着卢红波的人多了，他有些飘飘然，天天什么事都不干，要人好酒好肉伺候，但凡不合心意就嚷嚷着离婚，刘华仙咬着牙，隔两天就去公社打酒买肉，尽量顺着卢红波的意思，谁知卢红波变本加厉，除了酒肉他不满足，还要穿新衣服，新鞋子......
最后，刘华仙忍无可忍了，同意了离婚。
刘华仙以前是个狠人，搬来仁安村收敛了些，能纵容卢红波这些天已经算她的极限了，离婚的手续办得特别快，当天就挑着粮食，收拾衣服，卷着铺盖回去了，留下空荡荡的屋子给卢红波，卢红波要粮食，刘华仙就指着他身上的衣服，“你自己的那份粮食早就被你自己挥霍光了，看看你的新衣服，你还有啥啊你。”
离婚财产是均分的，刘华仙啥都没给卢红波留，卢红波不甘心，要陆建国帮他把粮食拿回来，粮食堆在他家，咋就不是他的了？
陆建国哪儿会管他，每次都躲着他，直到刘华仙搬走了，他才出来，卢红波质问他，他就说，“你们两口子离婚关我啥事，要跟她结婚的是你，喊着离婚的是你，你以为我是你爹啊，啥事都要管。”
家里能吃的，能用的，都被刘华仙搬走了，卢红波只得便宜卖了自己的衣服，向村里的人家买粮食暂时吃着。
刘华仙搬回隔壁生产队也不算清静，平白无故多出来几个人，生产队的人哪儿肯，天天在刘华仙院坝外指桑骂槐，骂刘华仙怎么不去死，又骂他儿子女儿，孙子孙女也没落下，最后还是刘华仙大哥出面摆平的。
各家有了地方后，卯足了劲儿做记号，生怕被人占了1厘米走，他们做记号的方法简单，挖个坑，填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