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琨瑜是一个极端护短的人。
这种护短要怎么来具象化诠释呢？
就是,倘若她是一个评判公义的县官。
如果一个外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发生了冲突，她一半以上的心都会偏给国人。
如果是她亲密的好友和无关的陌生人产生了矛盾，她三分二的心会偏向好友。
而如果江时和旁人出现了争端，她百分之九十九的心会偏向江时。
所以，在经历完最初的那阵愤怒和失望之后,余琨瑜小姑娘很快就冷静了下来,正襟危坐，面容严肃地望着江时：“说吧。”
看架势活像是什么包青天在审陈世美。
且先不论陈世美冤不冤,包青天的气场都前所未有的厉害。
然而江时完全没反应过来,微微怔了一下：“说什么事？”
“说你让我变成了姘头这件事。”
小姑娘凝着眉，“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你都一一都给我解释清楚喽，我再决定是要跟你一拍两散，还是共同攻坚。”
江时敏锐地注意到,她用了“解释”这个词。
而非“交代”,也非“坦白”。
说明在余琨瑜心里,她还是下意识地倾向于相信“江时是无辜的”这个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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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年因为太爱出风头,被学校派出国,师长的态度尤其强硬，便以为自己至少三两年是回不来的。”
因为夜渐渐黑透了,大晚上的站在院子里受冻吹风,根本就是自讨苦吃。
所以江时牵着余琨瑜的手,一边踩着楼梯上楼一边缓缓说。
余琨瑜没挣扎,老老实实跟在他后头,听他简述往事。
“我以为自己至少三两年回不了国，所以给家里寄了信，也没写多少，只是把这件事告知一声。我母亲不怎么了解外头的世界，但对于洋人的跋扈和欺辱，还是清楚的，她生怕我出了国英年早逝，便千方百计地想要骗我回家。”
“她说她给我定了一门亲事，要我赶在年节前回去成亲，不然她就吊死在房梁上，以免愧对祖宗。”
“我那时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性子也独，回家后和他们大吵了一架，又跑去顾家找了那位被定亲的姑娘，站在她面前，趾高气扬地警告她别擅自嫁过来，反正我是一辈子也不会认的。”
说到这里，他微微一顿，似乎是在回忆当年的场景，好半刻才继续道：“大约是我当时的行径实在鲁莽，压根儿不像个成熟的青年人能做出来的事，所以对方也没放在心上，敷衍般地应了，她以为是在安抚应付我，我却当成了一个板上钉钉的承诺。”
“后来我出国，不到一年就被召回金陵，北上之前，只来得及给家里写最后一封平安信。我母亲却以为我从此就能在国内安稳定居，于是瞒着我把顾家的女儿娶进了门，正好是我认识你的那一日，顾长英在我老家被我族亲安排着，牵着一只公鸡稀里糊涂拜了堂。”
男人拧了拧眉，“你说这事儿是不是荒唐至极？”
余琨瑜盘腿坐在软塌上，拿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瞅着他不说话。
“后来的事儿你就都知道了，我去华北，组织为了掩饰我的身份，把我之前的住址和名姓都改了个遍，我家里先斩后奏的通知信自然没能送到我手上。我后头写回老家报平安的信，都是用的学校的名义，至于先前住的那栋宅子，被人买去后便一直空着，信放在信箱里积灰，一直没人拿。也因此，我母亲便以为她早就与我说过好几回了，是我不愿意认这桩婚事才不回她的。”
江时曲指敲击着窗户根儿，语调困倦又懒散：“直到我又用新地址写信给他们，所有真相才水落石出。”
......
听完了这么一长串波折起伏的故事。
余琨瑜坐在软塌上发了好久的呆。
说实话，真要一点一点掰扯起来，谁是谁非其实很难判断。
若说是江时母亲自作主张，可人家又确实是一心为了儿子好。
对于他们这些在旧式礼教渲染下长大的老人家来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若说是顾长英不知廉耻非要死缠烂打，可是当年她才一个十二三岁的弱女子，她又懂什么呢。
就连江时自己也说：“我至今仍然后悔，倘若那时不那么嚣张跋扈颐指气使，而是认真地，平等地，将心比心地与她谈一谈，说不定她就听进去了。”
若说是江时自己做事不严谨才导致了如今这一团乱麻......他才是那个真正什么都做了却什么都成了空的无辜受害者。
而这其中信件的误传和意思的彼此误会，难不成还要怪邮局和上头组织？
......
余琨瑜感到有一些冷，把毯子又往身上卷了卷，抱着膝盖缩成一团。
好半天，她才问出口一句话：“说起来，江时，你之前是为什么会成为不婚主义者？”
江时正坐在窗边转手电筒的盖儿，里头电池耗尽了，需要换新的上去。
他的语气懒洋洋的：“就是因为这桩子事啊。”
“啊？”
“三年多前我回过一趟老家，那时候家里人就催着我成婚了，我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