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听着，谢拾渐渐出了神。
眼前仿佛又浮现出当年徐夫子上课时，尚且稚嫩的他举手发问：“夫子，若无开源而只有节流，国用如何富足充饶？既然仁义为本，利禄为末，何以世人皆舍本而逐末？我只知人若无财，不能有生也。”
自小接触到的一切都在告诉他银钱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银钱，生存都是灾难，这与经义中强调的“重义轻利”截然不同。
犹记得徐夫子如此告诉他：“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2］人若无财，不能有生，此言有理。所戒者非财，乃贪也。明知不义之财而求之，是舍本而逐末矣！”
至于只靠节流何以足国用？徐夫子坦然承认自己亦有不足，他鼓励弟子：“治国当安民，民安则国定。安民不可不以礼乐，仓廪足，则知礼节。若有一日你能使国用饶而民自富，天下还有何事不能成？”
……
待谢拾回过神来，就听见身侧姚九成斩钉截铁的声音：“开海禁方是富国之道！”
谢拾仔细听了一耳朵，才发现江提学挑起话头后，诸生皆在讨论富国之
道。主流观点向来是只要天子守仁义，知俭省⒂_[(，鼓励农桑，使天下再无闲人，国用自足；而姚九成显然是支持“开源”的另一派。
此时双方激辩正酣。
见谢拾若有所思，持相反观点的生员将他也拉入“战场”：“不知谢兄可有高见？”
姚九成道：“知归自是站我这边。”
二人平日里交从亲近自然有着方方面面的原因，最重要的便是许多观念相近。至少谢拾从不以家世论人高低，没有一般读书人的清高，当初谢记食卤即将开张，他还向姚九成请教过生意经验呢，尽管姚九成亦不懂，毕竟姚家的生意他从未经手过。
谢拾想了想，不急着表态，而是开口道：“答此问前，我先问诸君一句，天下之财可有定数？若已有定数，则开源无从谈起。若无定数，则俭省不足以富国。”
众人顿时思索起来。
谢拾轻轻巧巧抛出的问题就此让众人陷入新一轮头脑风暴，又展开新一轮激辨。
被遗忘的他反而置身事外了。
次日一早，岁试开考。
岁试考试内容几经变化，往年都是两篇四书文，一篇五经文，不过由于今年江提学积极响应“经义与策论并重”的政策，岁试考试内容改为一书、一经、一篇策问。
岁试不像正式科举那么严格，也没有搜身、随机排座号等环节，谢拾就在平日里熟悉的席位上坐下，试卷便发了下来。
他拿到题目一看，首道四书题为“礼乐不兴”二句，出自《论语·子路第十三》，谢拾当下在草稿上默出整节内容——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开篇是子路问孔子，若是他被卫国国君（即卫出公）请去理政，孔子首先准备做什么，而孔子给出的答案是“正名”。
子路对这个答案表示强烈的质疑，孔子便发表了一通解释，谢拾一气呵成默出：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为政之道，先正名分，如此才能堂堂正正放手施为，于是诸事皆条理顺遂。
“名正言顺”的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若是只读《论语》而对历史背景不加了解的人，只凭表面意思展开论述，固然四平八稳不会有错，文章却也沦为平庸之流。
经史涉猎诸多的谢拾脑海中首先浮现出的便是师徒二人此番对话的历史背景。
《左传》上记载了一则故事：
卫灵公娶妻南子，而南子嫁人前曾与美男子宋公子朝相好，嫁人后她仍对宋朝念念不忘，请求灵公召见宋朝，灵公答应了她的请求，于是双方在洮地会面。
恰在这一年，齐景公与宋景公也在洮地会面。为交好齐国，卫灵公派太子蒯聩将盂地献给齐景公，太子蒯聩
半路上经过宋国野外，听见有野人唱歌：“既然满足了你们的母猪，为何还不将我们的公猪送回来？”母猪指南子，公猪指宋公子朝。
深觉羞辱的太子蒯聩预谋杀掉南子，后者却得到卫灵公庇护。事败后蒯聩逃出卫国，而失去嫡子的卫灵公欲立庶子蒯郢，蒯郢却推辞不受。卫灵公去世后，太子蒯聩之子蒯辄即位为君，是为卫出公。偏偏流亡在外的太子蒯聩还活得好好的，甚至想回国夺位，父子间显然还有一场争斗。
于是就出现了“子为君而父为臣”的场面，这显然不符合儒家推崇的礼法。
可若是要卫出公让位于其父，这显然既不现实亦违背了卫灵公的意愿。这父子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