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来的文章。其中，就有着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记得当时老师曾经交代过，苏轼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当年的主考官，就是欧阳修。
而且，当时的那位刘教授还将那篇文章留作了课堂作业，让全班的同学背诵并且翻译出来。陆垚此时开始仔细回忆，显然他已经记不清楚全篇了，不过其中的一些片段他还是能背诵下来的。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这篇文章篇幅并不算长，不过此时这篇文章，在陆垚看来，无异于就是苏轼给到自己的参考材料阿，当然，除了苏轼，还有那位刘教授，若不是他当时强行要求所有学生都要背下来这篇文章的话，也不会有现在陆垚现拿现用的好处了。
有了这篇文章做参考，这场考试，对于陆垚来说，完全就是一次开卷考试。
苏轼此篇文章，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
全文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结构严谨，说理透彻。主考官欧阳修认为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十分赏识，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虽说这苏轼此文写的酣畅淋漓论点十分突出，不过陆垚肯定是不能将这文章直接拿来给自己用的，那样肯定是会视作雷同试卷的，所以，陆垚决定先将苏轼写的这篇文章用白话文在自己的脑海中翻译出来，再结合着自己对于疑罪从轻的这四个字的理解。
其实在陆垚看来，苏轼的这篇文章，最为精辟的，还是“书曰”的那一段，翻译下来大致如下意思：
《尚书》说：“罪行轻重有可疑时，宁可从轻处置；功劳大小有疑处，宁可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的人，宁可犯执法失误的过失。”唉！这句话完全表现出忠厚之意。可以赏也可以不赏时，赏就过于仁慈了；可以罚也可以不罚时，罚就超出义法了。过于仁慈，还不失为一个君子；超出义法，就流为残忍了。所以，仁慈可以超过，义法是不可超过的。古人奖赏不用爵位和俸禄，刑罚不用刀锯。用爵位、俸禄行赏，只对能得到爵位、俸禄的人起作用，不能影响不能得到爵位和俸禄的人。用刀锯作刑具，只对受这种刑的人起作用，对不受这种刑的人不起作用。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赏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禄来奖赏；也知道天下的罪恶是罚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锯来制裁。所以当赏罚有疑问时，就以仁爱之心对待。用君子长者的宽厚仁慈对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继回到君子长者的忠厚仁爱之道上来，所以说这就是赏罚忠厚到了极点啊！
陆垚觉得自己回答这道问题，不单单要参考苏轼的这篇文章，更要结合他自己的现代思想，其实这疑罪从轻，不管是放在古代还是现代，都已经渐渐成为了一众法律原则，其实，从疑罪从有，到疑罪从轻，再到我国现代的疑罪从无，无疑于是法治的进步，也是人权的进步。
不过，陆垚十分清楚，自己现在是在宋代的考场上，一定要结合着当下的实际情况来做出回答。
几番思考下来，陆垚终于开始动笔写了起来。
和第一天考试不同，今天考场之内第一个交卷的人，换成了苏轼，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苏轼行文一气呵成，没有一处修改，他的这篇文章更是在后世成为了名作。
而陆垚，是第二个交卷离场的人，离开考场前往休息处的时候，陆垚继续回忆起之前刘教授说起过的关于这篇文章的趣事来。
且说欧阳修主持那次省试，请诗人梅圣俞阅卷，梅阅此文后以为有“孟轲之风”，荐于欧阳修。此时欧阳修门下士曾巩也在同试，他俩认为此文优异，可能是曾巩作的，欧阳修为了避嫌不敢定为第一，遂降为第二。但是文中所举尧与皋陶的对刑法的互相制约的例证，不知其出处，待苏轼拜见问他，苏轼笑道：想当然耳。竟是他捏造出来哄骗试官的，欧，梅因其才高，也不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