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垚想要创办武馆，其实跟举办新蹴鞠大赛是一个道理，都是为了提高全民的身体素质和武功基础，这样，才能做到提升整体大宋的军事实力。
虽说宋朝一直被说是重文轻武，但是实际上宋代的武学也是有所发展的。
宋代武学的诞生与发展，不仅是对宋代政治、经济、军事发展需要的有力回应，也是对中国古代重视军事教育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探索宋代军事教育的发展演进过程，分析影响其发展演进的主要因素有利于探索军事教育的规律，为当下加强军事教育提供参考借鉴。一、宋代武学的诞生宋代武学的诞生，一是内在动机的驱使，即对内选拔军事人才的需要，也就是武举制度的需要，二是外在因素的驱动，即对外战争的失利和边防危机的加重对军事人才的急切呼唤。
自唐代开始设置武举科，开创了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武官的考试科目以来，重视军事人才的选拔成为科举的传统。但是随着唐王朝的灭亡，武举也随之消失，直到宋真宗时期才出现了要求恢复武举的呼声。值得注意的是，倡议武举者多为文臣，而且他们对武官素养有了新的看法。即武官也要有文韬，智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转变，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宋太宗主张文韬是将帅统兵的基础。宋太宗要求武官研读他亲自书写的《六韬兵法》，从中学习用兵作战准则。其二，太宗用文官执掌边区军职的做法激起了文官对军事政策的热情，再加上宋军在对外作战中屡屡失败，更使得文官找到了打压武官的理由，开始大肆指责武官文韬的缺失。因此真宗皇帝任文臣统兵，并给予全权且不加干涉，期望这种做法能够解决边防问题。由此可见，宋代社会对良将素养的认知发生了改变，知识和谋略成为他们衡量优秀将帅的必要条件。那么既然对将领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从从前的侧重“武勇”到现在的侧重于“智略”，发掘将才的办法自然也要有新的革新。
在提倡武举的呼声逐渐走高的情况下，于天圣八年出.台新的武举考试方法，先审策论，再测弓马，通过兵部初试，最后由皇帝殿试。应试者必须先通过策论的审核才能考核武艺，大大彰显出对策论之于武举的重要性，而武艺的考核，却只有射箭与马术两项，这与唐代的武举考试内容相比在项目上有所减少，而且要求降低至及格即可。由于武举考试方法的改革无法解决将才缺乏的问题，尤其是对外战争的失利和边防危机的加重使军事人才培养的问题提到了日程。由于宋代是历经了唐末的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再次实现的统一，宋太祖赵匡胤吸取唐末藩镇割据的教训，采用了修文偃武的政策以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为此，在北宋初期，所有兵书被全部列为了禁书，军事教育的发展被严重阻碍。在“外患事小，内忧可惧”的观念影响下，宋王朝紧紧地桎梏着军事教育，哪怕在此期间面临着多次伐辽失败的窘境。
康定初，西夏李元昊反叛，边防糜烂，边将屡败，由于北宋立国以来的重文抑武国策不利于应对边防危机，以西夏的反叛为契机，促进了武学设立。其中以范仲淹、富弼为代表，在面对西夏反叛引发的问题时，极力主张设置武学用以培养军事人才，增强军事力量。富弼在景佑元年上书仁宗道“文既富矣，武未甚备，有致乱的危机。遂提议设置武学宜于太公庙。”武学应该设于太公庙。教学内容以太公、孙子等人的作品为根基。富弼等人设立武学的倡议虽然得到了朝廷的肯定，但是受限于种种条件并没有立即推行。直至庆历二年十二月，宋仁宗宣布设置武学，以太常丞阮逸为武学教授。自此宋代武学诞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古代军校。二、宋代武学的发展演进富弼在景佑元年就曾上书仁宗，并得到了朝廷的肯定，这可谓是宋代武学的萌芽阶段。庆历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仁宗纳谏范仲淹等人的上书，“诏置武学于武成王庙，以太常垂阮逸为教授。”宣告了武学的正式建立。但武学的建立却备受许多儒教士大夫的责难和抵制，他们“以为古名将，如诸葛亮、羊祜、杜预、裴度等，岂尝专学《孙》、《吴》”为理由，不断攻讦武学，造成了社会上出现“英豪”之士耻于就学的怪现象，入武学者屈指可数。由此可见，这个时期武学其建立与存在只是昙花一现，此后，立废无常的宋代武学就在曲折与磨难中艰难发展。
针对当时教育培养人才重文轻武的弊端，宋神宗熙宁五年，王安石再次提出兴办武学，并将其列为官方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熙宁五年六月，王安石在上书中说：“臣等欲复置武学，以广教育，以追成先朝之志。”在王安石建议下，同年六月二十七日，宋代武学重建于武成王庙。“以尚书兵部郎中韩缤判学，内藏库副使郭固同判，赐食本钱万络。”至此，武学成为宋代官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宋代军事人才培养的高等专门学校，此后中央武学不再废除。在宋代中央武学建立后，宋徽宗崇宁年间，宋徽宗命各地方州县设置武学，以向中央武学升贡，由此“诸州皆置武学”。宣告了武学的鼎盛时期的到来。北宋地方武学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相对完善的配套制度，对后世地方军事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靖康之变后，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