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我就要升到四年级了。由于村上的学校是三年制,这时候要到马莲河对面的宫河小学去上学。看起来隔了一条河,由于那时候没有跨河桥,要去宫河小学,得翻两座山。山路一般都很窄,像羊肠子似的,在山梁与沟壑间弯弯曲曲来回绕。夏天的风从山梁上吹过,山崖呜呜作响,给人感觉像有只猛兽藏在暗处叫嚣。那个年代,村里经常有狐狸、野猪等野兽出没。为了安全,我们清晨走学校时,都是手拿木棍,一个叫上一个,三三两两的结伴而行 夏天遇到阴雨天,在蜿蜒的山路上行走,滑的动不动就一个狗吃屎爬在了地上,直到进了学校,身上泥,手上泥,常常在教室的滴水下接水洗手。 不过,夏天咋说比冬天好一些。冬天黑的早,亮得迟,鸡叫二遍,就得下炕出门。遇到阴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每当遇到这种天气,我们就提个煤油灯照路,宛若已故女作家冰心笔下的“小桔灯”。这次我提,下次他拿。家里缺少煤油的,就拿个火把前行。 遇到大雪了,虽然不用照明了,但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的,踏得脚下的雪咯吱咯吱的响。北风卷着雪花,打在脸上,像刀割似的。尽管妈妈给我做了棉手筒,但在小学的那几年,每到冬天,我的手就肿了,有的地方掉了皮,在红滋滋的地方可以挤出灰白的脓。奶奶说这是冻疮,一年冻坏,年年复发。 为了根治冻疮,有一年我家在杀猪的时候,奶奶将我带到杀猪场,当猪被一刀子捅倒,往出喷血的这个瞬间,奶奶赶紧把我拽到猪跟前,将我冻伤的手往血口里塞。 那时我年龄小,第一次见那血淋淋的场面,吓得不敢靠近,躲在奶奶的身后不敢伸手,硬是被奶奶塞了进去。之后就感到热乎乎的,拔出来时手成了个血疙瘩。由于猪血要做灌肠,别人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只能自己家杀猪时,才有这样的机会。 从那以后,第二年冬天,我手上的冻疮没有那么严重了,到了初中,基本就好了。由于去宫河小学的路况差,好多学生因此而辍学了,最后我们村上就剩下我和斌赦、俊辉、艾娃四个男生和三个女生了。那时候,我们四个男生愿意了,还叫上女生一同上学了;不愿意了,我们四个就故意躲开女生。 有一天,我们听见山下有人唱歌,仔细一听,是那三个女生,在唱《外婆的澎湖湾》。估计她们是害怕野物袭击,为了壮胆,就唱起了歌。远远看去,一盏灯在山坡上移动,那歌声在山风的干扰下一阵轻一阵重的,好像把音调也给吹歪了,不咋好听,因此我们就学狼叫,故意吓唬他们,这样的情景不止一次。 虽然那个年代村里没电,但隔上几个月,还能看一次电影。记得有个叫《小花》的电影,在我们村里放映后,好多学生学唱《小花》插曲。 有一次,那三个女生见我们不理她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故意在我们后面唱《妹妹找哥泪花流》,我们四个不知道针对谁唱的,你猜来我推去,谁也不愿担当,只听她们在后面咯咯地笑,也不敢回头去看。 那个年代,农村早课时间比较早,一般夏天六点半、冬天七点上课。因此我们五点多就得到校。那时根本没有钟表,早晨把握时间,全靠看“北斗七星”,或者听鸡叫。 但每当遇到皓月当空之夜,我们就把握不来时间了,一是月亮一气照到天亮,掩盖了北斗星;二是鸡的生物钟也乱了,打鸣往往比没有月亮之夜打得早。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比较难断时间,经常不是迟到就是早到。 有一天夜里,由于是月夜,斌赦大致在夜里两点多就来叫我了,我们四个男生刚走到沟底,碰见那三个女生在等我们。到了学校后,发现大家都来得太早了,我们就相互依偎大门旁,感觉睡了一觉,学校的大门才打开。 在等开校门期间,有个女生提出,以后早上去学校,男生把女生叫上,一起搭个伴。我立即说:“可以,咱们是男女两个队,你把你的队带好,我把的队带好,咱们每天早上五点准时在山口汇合,一起上山,谁磨蹭就拉下谁。” 从那天起,这几个女娃娃天天像影子一样遛在我们身后,既与我们保持着距离,又形影不离,那时候的男女总保持着距离,不像现在娃娃,有的在小学都交男朋友。 有一天,下着雨,我们几个沿着蜿蜒而泥泞的山路往上走时,听见有人摔倒了,我回头一看,是个女生,她被滑的往下溜了一截。我突然心血来潮,大声说道:“我长大后,一定要挣好多好多的钱,把咱们铁李川所有难走的路都修好!” 斌赦当时即说道:“别吹了,小心门牙吹掉!” 估计那时候我就有点争强好胜,就说道:“真的,不信你们走着瞧!我将来一定要挣钱,要挣到好多好多的钱!” 没想到三十年后,我真的挣了钱,也践行了儿时的戏言,这是后话。 农村实行私营化之后,农民的思想观念放开了,家家都盘算着怎样过好自己的日子,怎样改变自己的家庭现状,因而村里的农贸市场日渐活跃了起来,滋生了一些私营作坊或企业。父亲见村里有了收购石料的,在耕种之余,带领我们全家就地取材——在马莲河河里捞石头,淘沙子。 那年头,捡一吨石头只有几块钱,由于家里太穷,父亲热衷于这种微博的收入,每年只要河面消开,父母就下河了。那些年,我经常从学校回来,只要往山边一站,就看见父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