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杀死了关羽，曹军解了樊城之围。孙权用军事欺骗夺回了荆州。 牵一发而动全身，刘备随之为关羽报仇，起倾国之兵与东吴大起干戈。刘备已经听不进正确意见了，刘备的才能捉襟见肘，几十万大军全部葬于猇亭一役。刘备自觉无颜再回益州，病故于白帝城。 这疲弱的蜀汉，正所谓“益州疲惫，此危急存亡之秋也！” 吴蜀交兵，蜀国元气大伤。而东吴虽得到荆州，但国力也遭到削弱，都需要休养生息。因此，政治敏锐的诸葛亮意识到只有吴蜀联合，对抗曹魏，这是大势所趋。由不得个人恩怨，发平民的小性子。 《三国演义》中描写安居平五路，为司马懿这人张本。小说家的谋略，奇是奇，但虚话一场。倒是邓芝出使东吴是很浓厚的一笔。 奇不在邓芝，奇在孙权。孙权之奇在于处危机之中能知人善任，解决矛盾和问题。有重要事情的决策上，孙权往往故作不知，无非是要下面的人来讲明。如果赢得胜利，孙权能保持冷静，看法更为长远。所以无论危机之中还是获得了胜利，孙权政治上的冷静思维，使他作为一个领导能有正确的判断。吴蜀再次联合，不仅仅是诸葛亮看的很清楚，其实孙权也看的很清楚。 邓芝以蜀国使臣的身份来到东吴，向孙权说道：“唇亡齿寒，吴主英名！蜀国若亡，吴国岂能独存？” 张昭在一旁刁难，说道：“蜀国亡在旦夕，反说我吴国会亡？岂非危言耸听！” “曹丕奸诈不下乃父，彼真心向吴耶？恳请吴主明察，吴蜀联合同谋伐魏。”邓芝说道。 但见孙权点点头，拉住邓芝的手说道：“我担心蜀主年幼，恐不识大体，所以疑虑不决。今见蜀国使臣来意坚决，我既派使臣赴蜀，以共修盟好。” 不管孙权开始有多么严厉，他的担心“蜀主年幼，不识大体”不是没有道理。一旦傻子决定蜀魏通好，那岂不是吴危矣？所以蜀汉掌舵人物诸葛亮作为托孤重臣，就需要主动去求和，并且表明同盟之意。这样孙刘两家就在政治上一拍即合，一笑泯恩仇。 站在孙权的角度而言，蜀汉和曹魏之间的矛盾是政治上最根本的敌人。所以三国时期的主要矛盾就是蜀汉和曹魏之间的矛盾。孙权向魏国称臣，不过是权宜之计。自己需要休养生息，积蓄国力，怎能冒险深入蜀地；一旦荆州故事重演，岂不是自己被人抄了后路？被人占据了长江上游，孙权尽收长江之利与天下争衡的计划就会被破坏。 再说了，从政治上而言，灭了蜀汉，自己就是与中原文明对立的地方割据。届时，无论是国力上还是政治上，东吴都将不利。从发展方略而言，尽收长江之利，就是夺取荆州上游，下一步的计划不应当首选西川，而是南郡楚国故地，或者守江必守淮的合肥等地。因此，东吴孙权的战略思路接下来就是北上淮河与曹魏争地盘，从而扩张自己的势力。 吴蜀同盟，不仅仅是诸葛亮的决定，而且也是孙权的决定。这唯独是曹丕不愿意看到的。曹丕听闻吴蜀联合，大怒：“吴蜀联合，必有图我之心，我当先伐之！” 曹丕指挥三路大军伐吴，结果被吴国迎头痛击。从此，魏国战略上采取守势，国力日渐恢复，广袤的中原地区人口的增长和土地的有效利用，越来越显现这种优势。这使得后来诸葛亮寝食难安，夙夜忧叹。因为匡扶中原，兴复汉室的希望随着国力的差距越来越渺茫了。